笔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的综合部主任冯浩璋，并在其带领下，参观了该所图书馆，按冯主任的看法，考古图书可分为普及类和专业类两大块。笔者也注意到：一方面，专业类图书非常专，无论作者群还是读者群都已固定，不是一般读者能轻易涉猎的。因为考古学有自己严密的方法、术语、规范，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面对书上的大量数字、图表、器物，的确难弄明白。即使如今年考古杂志社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一书也是相当专业的。而另一方面，现在市面上所谓“普及”型图书能否划为考古类图书还得大打问号，比如目前充斥于市场的《××之谜》、《××千年大揭秘》，多为编撰、拼凑，内容也大同小异，良莠不齐。故业内有研究者认为真正意义上雅俗共赏的考古普及图书，仍少佳作。究其原因，学者专家致力于考古公共普及的就不多。上世纪50年代，考古所安志敏老先生编过如《西安半坡》等一系列小丛书，介绍遗址遗物考古情况，既严谨又活泼，很受欢迎。但现在随着学科知识的日益精密化，专业人士精力有限分身乏术，做普及工作的很少。而另一位在某博物馆工作的受访者则认为，专业人士要写好考古普及书籍也需要一定的技巧，并非如想象中那么轻而易举。
记者在考古书店了解到，来书店的读者基本是高校历史或考古系师生、专业研究人员、各地博物馆工作者，还有一些中国通式的外籍专家（记者就在不长的时间里看到好几对外国夫妇光顾书店），非专业或其他专业的读者较少，即使有，也多为购置文物收藏、古玩鉴赏等与考古并不相干的书籍而来。是公众不需要考古图书吗？显然不是，也许更多的是考古图书遗忘了公众的需要。
按书店销售者的解释：太专业的书一般人不会买，也看不懂，一点专业水准也没有的（过于通俗和消闲的）也没什么读者，事实上，笔者上述提到的以考古揭秘为名迎合猎奇心理的书并不好销。这两种极端状况严重影响了公众的接受与欣赏，使得考古业余爱好者以及其他跨专业的知识人士多有举目皆不见、四顾两茫茫之叹。
三联新出的《考古人手记》，也许代表了部分考古图书编者、学者、读者的心声。著名学者李学勤惋惜地指出：“近年来，考古学与新科技结合，使其报告日益技术化，而可读性大大减弱，与大众距离越来越远，考古学不断取得的新成果很难转换到社会共识中去。然而现代考古学发轫之际并非如此，虽然研究对象一样古远，问题一样艰深，但前辈学者之论却趣味盎然，引人入胜，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写作呢？”因此，三联的举动，表明学术著作出版事业应有所创新，打破知识体系的条框囿域。就拿考古图书来说，一方面，读者希望对考古发掘实际工作有所了解，消除种种揣测疑问；另一方面，也想知道考古工作者在现场遇到的各种情况，尤其是突发事件及处理过程中发现的始料未及问题。所以，该书做成回忆录形式，由亲身经历重大发现的学者们直接讲述，叙事生动，可读性较强。
据书店营业员介绍，从雅俗共赏的角度来看，考古书走得最好的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谁发现了文明》系列丛书，该书编者强烈呼吁考古学读物应当普及，写书的人应当与读书的人情感相通。因为公众对古人的精神生活——他们如何信仰、如何思考、如何相爱，比了解他们是如何制造出豪华或简陋的器物更感兴趣。甚至，公众对考古工作者在考古中的酸甜苦辣、喜惊忧恐之心路历程的兴趣不亚于他们对考古结果的兴趣。而这上述一切是现有的数量繁多的简报报告所不能容纳的。考古普及性读物的意义就在于读者通过书籍能身临其境，形成一种共鸣（与作者，与古人，与考古发掘者的），并引发对发掘主题之历史文化内蕴的再思考。
据了解，考古普及类图书在国外是相当受重视的，西方不少一流的考古学家都曾在普及读物方面进行尝试，并以严肃的态度来做这些启蒙工作。他们向公众介绍自己的工作，也向世界证明考古学的价值所在——它并不是一门奢侈的学问，而是与我们每个现代人（不仅是考古学家）息息相关的。人们总想找到自己的出生地，只有知道从哪里来，才会知道到哪里去。因为记忆太短，历史太长，不可以重温，而考古是连接我们与那个既遥远又亲切的世界的信物。
由于现在国内考古普及类图书并不多见，质量也有待观望，所以优秀的外版译介图书便更显珍贵了。像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剑桥插图考古史》、《考古的故事》便极受欢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综合性考古普及读物除了重视科学性、资料性，也非常强调趣味性，因为可能会涉及青少年读者群——未来的考古业余爱好者或专业工作者——他们也许会因一本书改变一生。正如特里曼，只因读了并爱上了荷马壮阔的史诗《伊利亚特》，便对特洛伊的存在深信不疑，以至长大后真的考古发掘出了特洛伊古城！而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座城市只是神话传说。其实，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好的选题，像西方人写出的探险中国“西域之旅”“丝绸之路”系列的考古散记，可惜国内此类图书却不多见。
正如文物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所言：出高品质的考古普及类读物是非常必要的，也是相当困难的，在当今浮躁功利的风气下，更需要这类图书编者的创新精神与责任感，考古专业学者的精力投入与意愿支持，以及读者的公共参与意识。如何将冷冰冰的出土古物、干巴巴的考古报告转化为活生生的情感与文字，并在学者与公众、远古与当下、读者与现场之间搭建平台，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特里曼被公认“把考古学从学者的昏暗油灯下解放出来，放到古希腊蔚蓝天空的金色阳光下”，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当然，也有很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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