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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波里亚科夫 |
如同俄罗斯民歌一样，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人民精神文化重要资源的俄罗斯文学曾经是一代代中国读者钟爱有佳的文学。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国力的衰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读者对俄罗斯文学固有的情结。然而，与世界文学进程俱进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并没有出现式微的征象，在保存了使命感，良知，激情这些传统而又不朽的文学精神的同时，又在艺术形式上融入了相当前卫的现代性。长篇小说《无望的逃离》就是这样一个鲜明的例子。
《无望的逃离》是俄罗斯当代一部不无荒诞意味的家庭、情爱小说，但作家以一个中层知识分子的情爱旅程杂呈着都市人生众相，为读者营构了一幅生动鲜活的上个世纪末俄罗斯知识分子心态裂变的云图。发出了对文化人灵魂的诘难。
主人公，44岁的巴士马科夫是莫斯科一个并不起眼的中层知识分子，是一家银行的职员。他通过婚后20余年充满欲望的滥情生活及至数次与情人出逃的图谋实施着其“逃离围城”的人生跋涉。与这一情爱之旅互为映衬的是他在由党政机关而科研所，由下海经商失败后屈做停车场守门人，最后到银行跳槽易职的求生存的经历，他由此逃避着充满动荡、变异的社会现实。小说主人公无望的双重逃离构成了长篇小说故事的情节主干。与此同时，通过主人公与社会上各种人物的接触交往，我们还能在小说中看到苏联解体后俄国党政人员仕途的沉浮，科技人员为生存而斗争的艰辛，老一代苏军将校暮年的苦难，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与命运的拼搏，不同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小说中一幕幕的人生窘况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心态构成了长篇小说情节主干的枝蔓。
小说作者对主人公巴士马科夫家庭及情爱生活的描叙并非想简单地表现一个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中年知识分子的沉沦与堕落，而是以此来展示俄国知识分子在独特历史条件下在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探索中在心理和生理层面上的裂变。这种裂变源起于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对数十年家庭生活“平庸”、“烦恼”的规避，对生活中“新奇”、“自由”的追求。他因一桩冤情遭贬，仕途的无望导致他对现实的失望和精神世界的空白。他迎合着市场经济中的金钱法则，不断泯灭着心中的尊严与正义，亦曾一度在床榻上、电视前、酒桌旁虚度终日，并为逃离现实寻找着理性的依据。于是巴士马科夫在屈辱中麻木，又在麻木中屈辱，永远怯于冲决。在主人公这一无为中的确有他对现实的批判与抵制，然而，这一生存逻辑引领下的逃离不但没有可能将可耻的社会“拖垮”，反而造成了他不断迁徙漂流的人生窘态：在现实生活中的暧昧、盲目和无为，终于将精神空白留给了生理的欲求。他试图在情欲的满足中求得没有“限制”和“束缚”的心灵自由，这便是他一次次殚精竭虑、欲罢不能的情爱冒险的直接原因。与狂浪女子奥克桑娜的初恋，与木偶剧女演员的苟合，与女学者的一夜之情，与女同事经久不息的浪漫，与百万富翁年轻女儿的缠绵直至准备逃离海外，或缘于少年生活经验的缺乏，或屈从于他者的引诱，或失足于冲动一时的欲念，或缘于与妻子的龃龉……但这种种“偶然的”失足掩盖着他失去精神支撑后盲目而又荒唐的对日常生活中责任和义务的逃离，是一种厌恶现实后变相地报复社会和自己的怯懦，是在他失去了对己对他人的人文关怀后负面人格的膨胀。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先驱们一样，巴士马科夫逃离现实、躲避崇高或许是因为时代缺乏了理想、激情与希望。在20世纪末一个充满丑恶、苦难，而又以政治、经济强力为生存“发条”的时代，应该允许知识分子有软弱的权力。但它不应成为逃离的藉口，更不能成为知识分子面对丑恶、苦难的惟一的声音。这是小说提供给读者一个颇具哲理意味的启示，也是小说中一种令人痛苦的温柔的特质，温暖的情感之所在。但与此同时，作家似乎又在告诉读者，知识分子失去人文关怀而膨胀负面人格时，会如何消耗掉真理与智慧，又怎样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废墟。小说对当代知识分子人格的自毁与毁他的思考不能不引起作家对时下知识分子自我人格的极大关注。
此外，随主人公的足迹所至，小说还塑造了不同的知识分子形象。哲学教师尤里·阿尔先尼耶维奇是一个在商业实用时代乐道于自己哲学专业的学者，一个试图隐蔽在喧闹的市场社会深处的微带倦态的行者，一个新时期的“不以暴力抗恶者”和索尔任尼琴的恢复民族文化传统论的追随者。研究所工程师卡拉科津以苏维埃式的恒定不变的目光观察、处理变动不定的现实，以某种凛然正义的抗争实现着他自以为无误的对人生存真理的认识，也体现了另一种颇具历史特征的典型心态。他以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人的理智与价值观念，无私无畏的爱的神力能强制性地取得最终的胜利——即使这需要以身躯的牺牲为代价。在他的言辞相向、嬉笑怒骂、甚至武装斗争中注入的更多的是个人及阶级的复仇意识。他觉得，似乎只要凭政治斗争便可以把所有的既得利益者统统掀入海底，让被百万富翁夺去的妻子重新回到身边，“让苏联获得新生！”。主人公的大学同学斯拉宾逊是变革时代中俄罗斯民族心态裂变的畸形儿，一个绝对以自我为核心的“充沛饱满的主体精神”投入社会转型现实的实用主义者。他尽管保留着一种传统的人文精神和爱国情绪，却采取了一种以物质的实惠和感官的快乐为最高准则的生活方式。银行人事部副部长盖尔克是成熟于旧体制而“改型”于新体制中的怪胎，一个混世于新旧体制中的魔王，在不正常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耍尽奸猾的游蛇。银行行长尤纳可夫与百万富翁阿瓦尔采夫是以牺牲民众和国家的利益，带着社会转型时民众的血污走上社会舞台，成为市场经济“主人”的。读者在巴士马科夫的女儿与女婿身上看到的是世纪末俄罗斯社会中求真求实的新一代。他们愤世嫉俗，但不停留于对现实中压抑与烦躁的无奈的体察，没有屈从于不可遏制的拜金主义原则，也不追求英雄主义的“崇高”，以卵击石地捍卫已经成为历史的“苏维埃”，而是“智慧在心，技术在手”，敢于制造新状态、敢于生存于新状态的当代新型知识拥有者的形象……
《无望的逃离》是一部写实小说。作家波里亚科夫是1954年出生的当代俄罗斯作家，在俄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学报》的现任主编，俄罗斯联邦作协副主席。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代俄罗斯人面临的主要挑战——生存危机，并通过对俄罗斯文化精英层的知识分子在生存危机中的心灵裂变的描写逼真地展示了形形色色的灵魂。作者密切注视着俄罗斯社会巨变中人心的倾斜，情欲与物欲的放纵，善良品德的困顿，恶德秽行的张扬，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触及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主题：当代俄罗斯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危机。作家在演奏当代俄国知识分子一曲曲心灵咏叹调的同时，也让读者从中看到了俄罗斯社会历史风貌、社会形态、精神气韵的曲折变迁，看到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审美观念的繁衍更替。
然而，小说与现实主义传统的血缘关系并不说明它艺术取向的保守和对现代小说所具备的先锋性的拒绝。相反，它在叙事模式、人物体系和创作技法上表现出相当的前卫性。其一，作家对生活现实自觉而富有成效的考察与体验超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定式。小说的叙事模式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情境组接方式，而是以中心人物在一个上午短短数个小时中跳跃而不无凌乱的思绪来推进和弥散情节，造成了当代生活景象的变幻迷离，让清晰的局部，透过主人公感觉的过滤造成整体意蕴的一定的朦胧性，从而更真实地表现出当代俄罗斯大都会的生活氛围与作家独特的感应。于是，闪烁跳跃的小说节奏同生活的现代情绪相谐相和，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浑融。其二，作家消解了传统现实主义典型人物的塑造和对单个主角命运线索的关注，而侧重于层面化人物群体生存状态的整体把握。作品对回归生活本真状态的追求是显而易见的。读者可以发现作家对沉闷、琐碎的庸常生活的无奈，默认，甚至宽容，从而大大消解了作者的主观干预，显示出他试图与读者真诚、平等对话的意向。这不仅仅是创作方式的某种变革，重要的是这标志着作家对当代历史的新的文学卷入。其三，小说的创作技法也是多样的。其中既有细节的真实，也有夸张与怪诞，既有意识的流动，也有多种色调的调侃、幽默和讽刺。大量假定性手段的运用使得评论界对作品有“怪诞现实主义”的称谓。小说中不时出现有性的描写，但并不低俗和小器，这也许是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传统使然。
作家是害怕误解的，我们不想用各种“主义”的套话来评价这部长篇小说的风格。小说《无望的逃离》的确富有时代气息，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新鲜的。它既是传统的，又是前卫的。当然，它未必是当今俄罗斯小说中艺术形式最富创造性的。我们希望对俄罗斯文学有着深深情结的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不要用鉴赏者的眼光来读这本书，而是与作家一起来感受俄罗斯当代的生活和了解俄罗斯当代的知识分子，来捕捉、来培育、来升华他们所熟稔的俄罗斯文学固有的那种人文精神。但愿作品也能给中国的当代作家们注入点鲜活的创作血液，世界文学中少了俄罗斯文学这一大块灿烂的园地毕竟是不完整的。如果中国作家还没有走近当代的俄罗斯文学，就让这个文学走近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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