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日本静冈县舞台艺术中心演出的《新释〈源氏物语〉》，取材于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末摘花一卷和蓬生一卷，剧中的末摘花公主与天皇的第二个儿子光源氏曾经有过一夜情。第二天两个人一起在院子里观看雪景时，光源氏发现末摘花其实是一个很难看的女性。尽管如此，光源氏还是出于对既丑陋又贫穷的末摘花的同情，一直帮助和照顾她。光源氏在一场政治阴谋中被驱逐出宫，在乡下度过3年的闲散时光。断绝生活来源的末摘花，在饥饿与孤独的煎熬中还是坚持把父亲遗留的房屋保存了下来，痴心等待着光源氏的回归。3年后，光源氏东山再起回到朝廷，但没有及时看望末摘花，直到一次路过时由院中的紫藤花回想起这位昔日情人，并得知她的一份痴情，才再一次来到末摘花家里。一直把光源氏当作救星来等待和热爱的末摘花，却庄重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假如光源氏没有看到紫藤花也不再回来，又该怎么办呢？！”
就这样，从1000年前的古老故事里，日本戏剧家发掘出来的是一个“等待戈多”式的现代哲理：没有了虚拟天堂，没有了救世主和大救星，现代人应该如何面对自己和面对生活？！对于这一问题，答案只能是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同时也是《国际歌》中所唱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谋求人类的幸福，只能靠我们自己”。
与此剧相映成趣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演出的话剧《我在天堂等你》。该剧取材于成都军区女作家裘山山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同名长篇小说。
剧中的欧战军，50年前是进藏先遣支队支队长，在解放西藏的征途上，对18岁的进藏女兵运输队队员白雪梅一见钟情，并通过运输队女队长苏玉英，以组织的名义来包办自己与白雪梅的婚姻。此时的白雪梅，已经与随队医生兼副队长辛明产生感情，面对苏玉英所说的组织决定，她不得不以“我到西藏就是来奉献的”“我把自己全部交给组织了”之类的理由说服自己并服从组织。50年后，离休将军欧战军继3年前正式召开并宣布为最后一次家庭会议之后，又破例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在3年前的家庭会议上，他支持在西藏部队任团长的二儿子木凯，为坚守西藏与妻子离婚。3年后的家庭会议上，他一方面提议向成为下岗工人的二女儿木兰提供1万元的资金扶持，一方面对大女儿木槿的婚姻解体进行再包办和再干涉，同时还对小儿子木鑫的经商活动表示歧视。面对儿女们的拒绝和抗议，包办失败的欧战军发病猝死，临死时还从心底里向儿女们表白“我是爱你们的”。
接下来，白雪梅以欧战军的亡灵的名义，公开了这个家庭在包办婚姻和包办信仰中隐藏50年的全部秘密。50年来，白雪梅一直隐藏着自己对于辛明的那份初恋情感没有也不敢向丈夫公开说明。二儿子木凯实际上就是辛明的儿子，辛明在为藏人巡回治疗时掉进冰川以身殉职，他的妻子在医院里难产而死，刚刚降生的木凯被恰好在医院流产的白雪梅及欧战军收养。大儿子木军是苏玉英一边行军一边哺乳的儿子虎子，苏玉英为抢救带着身孕到拉萨朝圣的藏族妇女尼玛被河水冲走，丈夫也在解放拉萨时牺牲生命，已经送给藏族老乡的虎子被欧战军夫妇找到并收养，改姓成为欧木军。大女儿木槿是尼玛的孩子，在欧家长大后被欧战军一手包办嫁给在西藏服役期间丧失性功能的郑义，忍受了10多年才下定决心提出离婚。二女儿木兰是欧战军夫妇的亲生女儿，因为报考护校时欧战军不肯以权谋私出面说情，只好当上一名工人，下岗后到一家酒店当起被欧木鑫称之为非人工作的女招待。小儿子欧木鑫自办公司当上董事长，却只能通过与女银行行长私下调情来得到贷款。父亲去世的当天晚上，他在酒店里挥舞腰带暴打欺负木兰的酒店经理，然后向姐姐木兰哭诉，说是没有了包办一切的父亲，也就没有了精神支柱，干什么事都没有意义了。
经历50年包办婚姻的白雪梅，通过宣读欧战军“我在天堂等你”的遗言，把欧战军塑造成一个“以生命为旗、灵魂为足而终生行走的人”。欧战军是参与缔造新中国的一位功勋人物。然而，他50年来的包办婚姻和信仰包办，并没有给自己的家人带来“重情重义重责任重生命质量”的家庭幸福。应该说，欧战军之死留给后人的并不单单是丰功伟绩，同时还有非常沉痛的历史教训，这些负面教训绝对不是虚拟天堂所能够神化美化的。
1918年，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写下过这样一段话：“现在鼓吹节烈派的里面，我颇有知道的人。敢说确有好人在内，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对，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好人，便竟能从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愿他回转身来。”套用鲁迅的说法，《我在天堂等你》的小说作者和话剧编创人员，对于欧战军包办婚姻和包办信仰的“坚定信仰”的极端神化和美化，与当年的“鼓吹节烈派”一样，说到底不过是提倡一种“要向西走了北了”的“救世的方法”。无论这些人出于何种想法，笔者都想说：中国社会要想与全人类的先进文明和先进文化与时俱进，就必须“回转身来”杜绝消除而不是神化美化一切形式的包办婚姻和包办信仰。换言之，相比于《新释〈源氏物语〉》与时俱进的中国戏剧，是很需要虚心学习和认真反省的。
熟悉中国现代戏剧史的人都知道，中国话剧的剧本结构和演出形式，本是西方国家的一种“舶来品”。中国人移植话剧的热情，主要来自对于西方文明的崇拜向往和对于本土民众进行启蒙宣传的实际需要。不过，由于日本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接近，文化传统上也有不少共同之处，加上日本新派剧和新剧同样是在西方戏剧影响下发展起来的，20世纪初开始起步的早期中国话剧，实际上是在日本新派剧的更为直接的影响下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的。眼看百年过去，不过我依然觉得：日本的新编“物语”仍然能够成为中国的新建“天堂”的创作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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