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这样。大概是1981年，中华书局古代历史编辑室邀请了上海教育学院的副教授杨廷福和四川的张毅两位先生参加《大唐西域记校注》的部分编撰工作。他们就住在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的办公室里，与我们文学编辑室相邻，因此在工余饭后他们常来串门儿，聊几句闲天。杨、张两位都学养深厚，对钱先生都很景仰，尤其佩服钱先生学问之渊博。他们得知我50年代曾在文学所工作过多年，便央求我介绍他们去拜访钱先生。但我深知钱先生不喜应接，便一口拒绝，怕去干扰钱先生。在我的一再推辞之下，张毅作罢，不再提及此事，而杨则抱定好事多磨的决心，每每碰面，必提此事，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我为他崇拜钱先生的真诚所感动，但还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故意想辙推托。杨先生当时吸烟很凶，即便没叼着香烟，也会散发出浓烈的烟味，于是我半开玩笑地说：你叫我怎么能把一尊烟囱带到钱先生家去！为此他还真戒了几天烟，这倒使我很为难了。我只好拨通电话向钱先生说明情况，提出请求，在钱先生还未及表态时，我便仗着曾做过邻居倚小卖小地央求得先生勉强应下了。
那天去钱府我轻轻敲门三下，钱先生亲自开的门，我先请杨先生进门，对钱先生说这就是仰慕您的杨廷福先生。杨很激动，突然操起无锡腔说着一连串敬仰崇拜的话，当我回身关门的当儿，只听钱先生揶揄地笑着说：“哪里哪里，你是学人，我是文人。”然后伸手示意请杨进了大门右首的饭堂间，在靠墙的一张吃饭用的小方桌旁坐下，钱先生还亲自去端来两杯清茶。我问候过季康先生，说是正在忙着，我便没敢过去打扰她。为了礼貌起见，我从小方桌旁移开，在靠窗的一边坐下，以不干扰他们。我听到先是杨自我介绍，说是无锡国专钱老先生某届学生，来京跟季羡林先生搞《大唐西域记校注》，推崇钱先生的《宋诗选注》，一再说受益匪浅等等，钱先生则夸赞他们校注《大唐西域记》是桩功德无量的事。
在这次拜访之前，钱先生压根儿不认识杨廷福，更谈不上熟与不熟，所以说张国功文中转述的那篇杨访钱的随笔所云：钱先生“对杨先生不熟，起初自然不会有好眼色。刚开始交谈，钱先生就对杨先生正言厉色地说：‘我跟你不一样，你是文人，我是学者。’对此，修养极好的杨先生丝毫不以为怪。他专门‘班门弄斧’地与钱先生谈起了宋诗，并指出了钱先生的《宋诗选注》里的几处讹误。至此，钱先生才感觉到自己面前的来客，不是一个他内心极为排斥的文人，而是学问精深的学者……。”这段描述，竟是我这个在场者毫无所知的。什么“不会有好眼色”，什么“正言厉色地说”，什么“我是学者”，什么“指出几处讹误”等等，怎么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
实在说，那天是杨先生初见钱先生，钱先生也是初识杨先生，所谈多是读书人初识的一般客套话，一方百般表述景仰之情，一方揶揄自谦而已，并未深谈什么宋诗，更无指出什么讹误之事。那天会面到了半小时，我便提醒杨先生应当告辞了，不能太久打扰，钱先生也表示不便挽留有点儿歉意的样子，我们便离开了钱家。在返回中华书局的路上，杨先生还为钱先生的大家风范、幽默谈吐、思想魅力而颂赞不已，大有相识恨晚之意。
这一次的杨访钱，对于钱先生实在是桩平常事，钱先生的言谈依旧是风趣幽默博学，态度依旧是慈祥和蔼适度，与我们平时所识的钱先生没有什么两样，可以说几乎没有多少逸闻可传。倒是杨先生表现很有趣，他初见到钱先生，一反常态，张口说上了无锡话，就像后来有一次他初见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时，张口操起四川腔一样，令我吃惊不小，觉得甚是有趣，因为在我的周围多是古板沉稳之士，突然出了个灵活机动的杨先生，当然是要刮目相看的了。
所以，对于那篇不符事实的随笔，张国功、李洪岩两位先生提出质疑，进而作出否定是很必要的。而郑朝宗先生的说法，那是只有深知钱先生的契友才能说得出的话。
至于学人和文人，究竟孰高孰低，我以为是不好比的，顾炎武可以有顾炎武的看法，王先谦可以有王先谦的看法，钱先生可以有钱先生的看法，你可以有你的看法，我可以有我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不必一定要有一个共识，否则那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永远无休止地抬杠了。
不过倒是有个社会现象颇可玩味，那就是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自己对自己的称呼，比如“我作为一个学者（专家）”如何如何，“我作为一个歌唱家”如何如何，“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如何如何，让人的耳朵都听出了月强子。每听及此，常使我想起上个世纪50年代风行的写文章或发言，有人总是自称：“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如何，可是谁知道他懂多少马克思主义呢？而历来自称“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倒是不多见的，因为一个没有文学作品问世的人或是初学乍练的人，是绝不敢如此夸口的。
最后声明一句：本人一向不愿介入热门话题，生怕引出不愉快而伤神，以上所写事实之外的言论，如有不妥，先希见谅，如有争议，恕不奉陪，歉甚歉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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