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以上6位作家的作品不全熟悉，但也不乏基本的了解。以上诸种断论中，或许只有赵光鸣小说的说辞来得平实。北村的小说，的确被有些评论家称为“宗教主义小说”，但其《公民凯恩》是否“中国第一部宗教主义小说集”，则值得怀疑。譬如，五四时期许地山的小说就颇多佛教和基督教哲学色彩，其代表作《命命鸟》、《商人妇》、《缀网劳蛛》都是如此。北村小说的确以描写心理见长，如他的长篇《施洗的河》，就被评论家谢有顺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报告文学”，但把北村的小说称为“中国最优秀的心理描写小说”，则是不够谨慎的。编辑者赠予阎连科和马建刚小说的称谓“寓言现实主义”和“超验现实主义”，则有故弄玄虚之嫌。老实说，“寓言现实主义”一语，我还是头回听说。至于“超验现实主义”，当是“超现实主义”之谓，虽然中国文学界没有出现过曾兴盛于法国等国的“超现实主义”流派，但有此精神表征的作家作品则不乏其例。从宽泛意义讲，余华、格非、孙甘露等先锋作家的许多作品就是“超现实主义”。如果说，上述断论多少还能沾点边，把刘庆邦的小说称作“中国第一部新古典主义小说”和把尤凤伟的小说称作“中国第一部新历史小说”，则纯属无稽之谈了。何谓“新古典主义”？
是指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承继和弘扬？还是指对萧疏简古的笔法的崇尚？如果是前者，那么沈从文、邓友梅、林希、阿城的小说算不算“新古典主义”？如果是后者，那么汪曾祺、林斤澜、何立伟、贾平凹的小说又往哪儿搁？至于所谓“新历史小说”（又称“新历史主义小说”），为当代文学研究界公认的代表人物一是先锋小说家苏童，他的“新历史小说”可举出一大堆：《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妻妾成群》、《红粉》、《我的帝王生涯》、《武则天》；另一位是作家叶兆言，他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状元镜》、《追月楼》、《半边营》、《十字铺》等。
就这样，一套好端端的丛书被糟蹋得羊头不是羊头，狗肉不是狗肉了。在这一辑丛书上，还看到了第二辑书目的预告：除了杨显惠、王石、何玉茹几位新面孔外，刘庆邦、北村、阎连科、尤凤伟几位，仍名列其中。真不知道，这一次，他们要给几位另换一顶什么样的高帽子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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