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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的朋友在一起合影留念。（右起：前排为王梦野、杜谈、白薇、后排杨骚、沙汀、艾芜） |
张春桥大约是1935年从济南来上海的。他在《俺们山东人》的文章中提及，他在1934年曾去过北平，因生计无着，难以谋生，又返回了济南。先是通过济南民众教育馆的戏剧编导阎哲梧的介绍来到上海，住在陈白尘处，后来他又搬到徐家汇，住在山东老乡“左联”作家于黑丁的寓所。不久又由于伶介绍，他参加了“左联”，并在其中的小说研究委员会中活动。据说他一开始穷得连吃住的地方都没有，通过别人的介绍，才和陈白尘等三个人一起挤在上海永嘉路、襄阳南路一家木器店的狭小楼房里。陈白尘曾揭露他是三只手，偷过书店一包新书。
后来他进上海杂志公司，年仅18岁的张春桥为了生活竟异想天开的去标点《珍本丛书》中的《柳亭诗话》，可惜他不懂得诗还有四言和长短句等，被当时的《晨报》（姚苏凤主编）用《张春桥标点珍本记》为题目，以调侃的笔调把内情揭发出来，弄得他在结识的一些文学青年中很是抬不起头，成为笑谈。
1936年春，我父亲周楞伽和影评人萍华合资创办了一个提倡报告文学的刊物，取名《文学青年》。萍华因忙于办学及主编《救亡情报》，便介绍了他的同乡王梦野来担任我父亲的助理编辑。张春桥就是通过王结识我父亲的。不久张春桥使用狄克的笔名写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发表在《大晚报》副刊《火炬·星期文坛》上。
张春桥的文章如何会引起鲁迅的注意，并写下《三月的租界》一文予以反击的呢？这与鲁迅对《文学青年》的不满似有关。
谈这件事，我得先交待一下背景，让读者有所了解。
《文学青年》创刊号出版后，我父亲就寄了一本给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在1939年4月11日收到后，4月16日就写下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抨击张春桥。其原因是对《文学青年》社内的一些人和事，有所不满。那么到底有哪些不满和分歧呢？
一是对周楞伽在《生活知识》一卷11期上发表的《建立“国防文学”的几个前提条件》一文，深为不满。他后来在内山书店当面告诉《文学青年》的同人周昭俭说：“他（指周楞伽）毕竟受了些生理条件的限制，消息不灵通，他所看到的那个报告是错误的，并不是什么政治上的贤明的见解。”这个报告就是徐懋庸给我父亲看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稿《论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王明的这篇文章后来还全文登在“左联”解散后的第一个联合出版的刊物《新文化》上，这刊物的发刊词曾吹捧王明“是中国工人阶级优秀的政治家”。唐?先生曾经说过：“当时‘左联’解散后的宣言就准备登在此刊物上，结果没有兑现，谈妥的事情又一次食言，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什么波折，这种变化自然不免使鲁迅先生感到生气和失望。”此外唐?先生还说过：“鲁迅写作《三月的租界》，那不是为了争论《八月的乡村》评价的高低，而是要通过狄克这个例子告诫大家，在斗争形式急剧变化的时候，应当加强警惕，决不能颠倒敌我关系混淆阶级阵线。”（《回忆·书简·散记》）
二是对王梦野的极端不满。“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王梦野是最积极的倡导者和鼓吹者。后来贝叶（冯定）在《国民》杂志第四期上发表的《大话与小话》中就曾指出：去年当两个口号纠纷起来后，拼命争夺“国防”正统的英雄们中就有王梦野在……
另外他执笔的《文学青年》创刊号的编辑后记中有几段话含沙射影地攻击鲁迅，如“我们以为要建设非常时期的文学，决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专门崇拜名家，因为名家们多半被一种专门的单纯的生活限制着，对于救国运动、群众斗争，不能接近，无法跟广大的青年们相比，文学青年们虽然写得粗糙，却能够真实地把大时代的姿态反映出来”。“这里所收集的，就都是些青年们的作品，放眼看去，虽然没有多少名家，但你只要翻一翻，至少会觉得内容比那些全是名家却充满了空泛作品的刊物要充实得多。”
三是对何家槐的不满。胡风曾指出：“那之前，韩侍桁公开揭发何家槐，把他的朋友徐转蓬的小说拿去用自己的名字发表，赠以文偷公外号，假以向左翼作家的脸上抹黑，鲁迅在给什么人的信里揭破过韩侍桁的卑劣用意，但不是替何家槐的行为辩护，现在竟要这个何家槐来信要鲁迅签名入会（由周扬们领导的何家槐这样的党员寄信命令他入会）；如果鲁迅不签名入会，那就是反对甚至破坏统一战线。鲁迅拒绝了，而且是在提出对左联解散方式的质问下拒绝了的。”（见胡风《关于30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22条提问》）
四是对庄启东的不满。当时有位叫牧之的人写了一封信通过内山书店转给鲁迅。在信中他向鲁迅先生揭发并告密，说庄启东曾强制要挟他加入左联，并说他和庄启东过去曾同囚一室，关系密切，自己却被他“先投首”出卖了，因而庄比他要早出狱（有《反省月刊》自白文为证），这事为他所怵惕。（此信见《鲁迅研究资料》12辑）
1968年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高潮前，有一批身穿军服的外调人员曾就当年有关庄启东和张春桥的往事追问过我父亲。这里不赘。
当年的这一批文学青年因不了解左翼文坛的内情，积极鼓吹“国防文学”，引起了鲁迅先生极度的不满，他表示：
“……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拨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鲁迅书信集·致王冶秋》）（1936.9.15）
上述所举的人和事，是不是一定和鲁迅先生写作《三月的租界》有关，现在已无法断定，但这些人与张春桥的交往比较接近却是不争的事实。而此时，张春桥跳出来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恰好给鲁迅先生找到了箭靶，于是鲁迅先生发表了震动文坛的《三月的租界》。
《三月的租界》发表后，两个口号的争论更趋尖锐和激烈，鲁迅先生在1936年5月4日致王冶秋的信中说：“近日这里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鲁迅先生所说的这个集会就是指《文学青年》召开的第二次集会，这有何家槐5月18日致信鲁迅的话为证：“但是，不知怎么一来，关于我的谣传起来了，说我在文学青年社攻击先生，骂先生破坏统一战线和文艺家协会。”
《光明日报》1977年3月19日发表了署名鲁研室的文章《反对鲁迅的急先锋张春桥——从一次围攻鲁迅的黑会说起》。文章说1936年4月，张春桥一伙召开了文学青年社座谈会，是围攻鲁迅的黑会之一，在这次黑会之后，张春桥等于5月18日联名给鲁迅写信，胁迫鲁迅参加“文艺家协会”。
我查阅了一下，其中攻击鲁迅的话有这样一些：
没有领袖来领导，成立统一战线是困难的，但这绝不是偶像崇拜。
作家们不但不在“统一战线”这主题下努力，反而自己操着干戈，意气纷争。只有让敌人和汉奸看了开心发笑。
“勇于私斗”本来就是这老大民族的恶习，不克服这种恶习，作家们无论如何是没有力量来推动民族的解放运动。
“宽容和大度”十二分的切要，出于此，等于解除自己的武装，而陷进了宗派主义的泥坑。
……
与此同时的某一天晚上，新钟书店老板李铁山和他的编辑庄启东（左联成员）来我父亲的寓所拜访，他们计划出一套《新钟创作丛书》和标点《二十六史》，其中商定我父亲的一本创作丛书的名称是《田园集》。
张春桥从我父亲处获悉这一消息后，不顾去年标点《珍本丛书》闹的笑话，又去钻营庄启东的门路，要求将《二十六史》的一部分交由他来圈点断句，藉此捞点生活费。庄因他的苦苦哀求，便对李铁山新聘的新钟书局经理卢春生（后自办潮锋出版社）说了不少好话，把《晋书》的一部分交由他圈点。于是打这开始他成了“新钟”的座上客，三日两头跑“新钟”去交稿抄稿。
4月的一个早上，我父亲把自己历年来发表在报刊上的小说编成两个集子，一本取名《田园集》交“新钟”，另一本《失业》准备交“北新”，半路上恰好遇见《夜莺》的编者方之中，说是也去“新钟”，原来新钟书局代新国民奎纪印刷所拉生意，承印书刊，从中赚取回佣，方之中正是把他主编的《夜莺》交托“新钟”去承印的。同安里的新钟书局当时坐落在三马路石路口一家商店的二楼，分成两间，前面一间较大，摆着乒乓长桌，做会客室，后面一间房间很小，但却雇用了七八个店员。我父亲因惑于他的排场，将《文学青年》第三期改名《文艺习作》交他印刷，李铁山却因遭郭沫若的痛骂，业务一蹶不振，竟席卷印刷费用逃之夭夭，这是后话了。
到了新钟书局，方之中从皮包里拿出《夜莺》第三期的稿子，摊在台上，第一篇就是鲁迅的《三月的租界》，我父亲不禁好奇心动，趁方之中接洽生意时，取过来先读，原来正是鲁迅抨击张春桥的檄文，笔锋犀利，层层痛斥。这时张春桥刚从外面进来，我父亲说：“鲁迅批评你了！”张吓了一跳，忙问：“在哪里？”我父亲说：“在《夜莺》第三期上。”张露出想看又不敢启齿的神情，还是我父亲去和李铁山商量，将稿子抽出来给他阅读。张一边看一边不停的拭汗，最后又自嘲说：“鲁迅误会了，我要去信解释一下。”后来他果然在4月28日去信给鲁迅提及：“头几天，偶然地到新钟书店去，看到《夜莺》第三期的稿件，里面有先生底那篇《三月的租界》，是关于我的。”
当时对鲁迅《三月的租界》一文比较不满的有王梦野和胡洛、王曾，他们说鲁迅乱放流弹。我最近在吴福辉先生编著的《沙汀传》扉页上见到王梦野和艾芜、沙汀、杜谈、白薇等人的合影照片。
胡洛发表的《国防文学的建立》（《客观》1卷12期）中提出：作家们应该集合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的观点，遭到了鲁迅的严厉批驳。鲁迅在答徐懋庸的信里指出：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胡洛因贫病交迫，次年1月11日就去世了，仅活了22个春秋，他曾在《文学大众》上发表过《现阶段的文艺批评》一文偏袒张春桥，攻击鲁迅。
因鲁迅在《三月的租界》中最后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和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交械。
胡洛在文章中反驳说：我们渴望新的文艺批评家的产生，他们是有幼稚的地方，也许会犯很大的错误，但是他们是有说话的权利的，绝不能因他们说错了话，便给以无情的打击，认为那是“交械”。
胡洛的文章是否有张春桥的授意，还是胡洛自认为是仗义执言，现在已经很难弄清楚了，但有一点可以说，鲁迅先生《三月的租界》发表后，文坛上余波未息。
（摘自《世纪》2002年11月号，周允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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