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文化人”这个称呼正式出现于1936年即抗日战争前夕，但一经出现，马上就得到广泛的认同。并且新文化界把“文化人”这个概念作历史上的回溯，延伸到五四运动时期。
有文章谈起胡适之教授说：“他家那时在米粮库。（北京城区的）米粮库不失为一个文化人的区域。短短的一节胡同，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音，四号住着（胡）适之先生。”这就是公认“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音、胡适之”这些五四时期的教授、学者都属于“文化人”之列。
还有文章叙述：北京虽曾有五四运动根据地的荣光，但聚集着许多文化人的北京学界文坛，到1926年在军阀统治的高压政策之下，已然陷入一片沉寂：《语丝》被禁，《晨报·副刊》停刊，《未名》、《沉钟》夭折，大批文化人（教授、作家、记者等）都纷纷离开北京南下，或赴上海、或赴广州、武汉……这是新时代文化人第一次大迁移。
但是这个历史上的扩充，不曾跨越到满清封建社会以前，而限于民国以来、“五四”以来。这就表明：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人”，根本不同于旧时代的“封建文人”。
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中，也使用了“文化人”的概念。当时正在上海“八一三”抗战的炮火之中，他痛心疾首地呼吁：“文化人将怎样保卫文化呢？当必知所以自处！”
可见，“文化人”的内涵，开始包含着“保卫文化、抗敌救亡”的深刻意义。文化人的责任不仅在于“文艺复兴”和“文化启蒙”，更要把“文化救亡”的历史使命担负起来！沦陷区三分之二的“高知”和多数文化人辗转南迁、西迁，这是新时代文化人第二次大迁移。
《救亡日报》于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以来，“集中了全国文化人的火力，向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足足抗战了三个月”。以后撤退到广州复刊。1938年1月1日广州版的《救亡日报》的复刊词题为《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号召文化人在“团结抗战、民族复兴”的旗帜下，“保卫祖国、保卫文化！”（引自《郭沫若全集》第18卷，第237页）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汉口成立，标志着全国文化人（除了周作人、张资平等极少数民族败类以外）在抗日爱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文协的理事有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巴金、老舍、曹禺、夏衍、丁玲等45位知名文化人。1938年4月，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持宣传。陆万美回忆说：“当时的第三厅，团结了大批的文化人。”（引自《红梅山茶忆郭老》，原载《悼念郭沫若》，三联书店1979年版）这一大批进步的文化人里面，有田汉、阳翰笙、洪深、徐悲鸿、冼星海、冯乃超等，他们聚集在一起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盛况空前。1940年9月，周恩来对当时的政治部长张治中说：“三厅这批人都是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文化人。”后来，三厅解散，1942年又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被称为“左翼文化人的租界（根据地）”。
随着抗战烽火，“文化人”这个称呼不仅有历史上的延伸，而且有范围上的扩大。
1939年1月沈从文发表的《一般或特殊》中写道：
“许多地方‘文化人’忽然加多……另外给人一种意义是凡拿笔的通可称为‘文化人’，社会进步、战争支持，全少不了他们。”“在目前，重庆或桂林、长沙或昆明，忽然有许多读书人都被称为或自称为‘文化人’。这么一来，对‘宣传’好像极有意义，因为宣传与热闹本来不可分开。文化人一多，事情就热闹起来了。……‘文化人’是在目前惟一有多量时间使用文字的人。”（原载1939年1月22日《今日评论》，第1卷，第4期）
抗战中期，《解放日报》刊登田家英《沙漠化的愿望》一文说：“今天……不少必读的刊物，还出现了一大批新文化人的名字。”（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1942年茅盾在桂林作《雨中杂写》，特别提到：桂林市并不怎样大，然而“文化市场”特别大。加入“书业公会”的书店出版社，将近70。每月出书约280种。他写道：“大凡有书出版，也颇多读者，不一定就可以说，我们有了文化运动；必须这些出版的东西，有计划，有分量，否则，我们所有的只是一个文化市场。……”（文化运动依靠文化市场来支撑住）“这样一桩事业，负大部责任者，应是所谓文化人；但在特殊情形颇多的中国，出版家在这上头，时时能起作用。过去实例颇多，兹可不赘。我在这里想说的话，主要是对我们文化人自己。”他指出文化市场的要素包括文化人（作者）、出版家和读者群三部分。有些出版家也是文化人，他们对于文化市场有所贡献。
茅盾还多次使用“文化人”的概念。他在1942－1944年间写了《归途杂拾》，叙述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占领香港，“广州东江游击队抢救二千名左右沦陷于香港的文化人”；又在《脱险杂记》中描写了“广东的地下工作者专办撤退文化人的大事”（参看《茅盾文集》第10卷，第277、402页）。所述的“文化人”包括茅盾、邹韬奋、叶以群、廖沫沙等。
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老前辈们回忆：当时许多人对于“文化人”的追求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
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吴祖光等回忆盛家伦》）
1943年3月10日，在“陕甘宁边区”延安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凯丰在会上讲话。他的基调，就是要求文化人“放下文化人的资格”。凯丰同志强调：“放下文化人的资格……做客的观念不能打破，也就是因为文化人的资格没有放下来。不放下文化人的资格，结果就势必做客。”“自己不要以为自己是文化人，……如果不把文化人的资格放下，别人也把你当作一个文化人看待，结果总把你看成一个外面来的人。”（引自凯丰：《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3月28日）
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其中特别指出：“须知在今天的文艺战线上……不但存在着保持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分子，而且还混有若干为敌人反动派所派遣的奸细破坏分子，他们过去利用我们的尊重文化人（这是对的）与若干同志中的自由主义倾向（这是错的），散布思想毒素，进行反对人民的破坏革命队伍与革命文艺队伍的纯洁性的活动。”（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11月8日）
从此以后，在延安地区不再使用“文化人”的称呼，而代之以“文艺工作者”。但在“白区”，仍然沿用“文化人”这一称呼，特指“人文知识分子”。
1955年5月13日至6月10日，《人民日报》相继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共3批。在“第二批材料”中，除了分类标题和注解以外，还加了4大段《人民日报编者按》。其中最值得注意、最惊人的一段“按语”说：
“（这批反党集团、反革命分子……）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3页）
革命领袖认为“文化人”之所以翘尾巴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有文化。他认为“文化人”的思想意识和立场都属于资产阶级。而革命领袖必须依靠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缺乏文化也没关系），而绝对不能依靠爱翘尾巴的“文化人”。经历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以后，“文化人”即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
特别是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大革“文化人”的命。真正的“文化人”都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甚至“打下十八层地狱”几乎“永世不得翻身”。浩劫期间，社会上不再通行“文化人”的称呼，一般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摘帽”以后的右派分子文化人依旧还是被看做“右派”，蒙受歧视和侮辱。
“文革”浩劫，只有极个别“文化人”受到政治保护，首先是郭沫若。论当时的声望和权威，郭沫若是文化人里首屈一指的头面人物。
1966年4月14日，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次会议，听取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郭沫若当然清楚这个报告来自何方，他必须对面临的“革命”表态。
作为响应号召，郭沫若发言劈头一句就是：“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得沉痛一点，是有切肤之痛。”沉痛之下，郭沫若说出了这样一番令在场诸公震惊的话来：
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公允地说，当时这番表白的本意并非真的要烧书自焚，无非是以浪漫诗人的夸张认定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人“没有一点价值”，如后来李一氓所说是逢场作戏的“自污”。但4个月后文化人焚书（他焚或自焚）之火灾，果然于全国蔓延开来。后来有人指责郭沫若这番表态是“文革”焚书的信号，实在过于夸大了郭沫若个人的威力。但是，这“第一把火”出自文坛泰斗之口，确实为全盘否定“文化人”的极左思潮助长了气焰。
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人”的称呼才去除污泥浊水，又回复原有的光辉，重新成为“中性词”或者“褒义词”。许多文章、报刊甚至丛书，纷纷冠以“文化人”的字样，在某些场合，在使用程度上，出现了多于甚至代替“知识分子”的趋势。现代“文化人”通常特指“人文知识分子”。这种话语现象，在社会心理上的因果和效应，尚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文化人”语义的历史变迁，反映了时空特点和社会进化，值得引起大家的研究。
（摘自《粤海风》，2002年第6期，陈明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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