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读过不少学界长者的回忆性文章，在文章后面加补正、补遗或正误之类也不在少数，但附加如此“知错不改”的后记“以正视听”的，印象中只有季先生这一篇。这里，我想对季先生这样处理自己追忆文章的做法无论表示赞同与否，都并无太大的意义；令我感兴趣的是，这里涉及到读者该如何对待与阅读学者的回忆性文章的问题。世纪之交前后，随着一代世纪学人的花果飘零，后辈学人怀念旧人旧事的追忆性随笔一时蔚为壮观，大行其道，凸显为随笔大军中的重要一支。这些文章以其历经沧桑的丰富信息与“庾信文章老更成”的笔法，给一个世纪的学术文化总结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参照与尘埃渐定后的历史读解。令人惊讶的是，随着学术研究的全方位深入与史料钩沉方面的“拨乱反正”，许多回忆录都被证实为存有一定程度的误记或臆想。小到对钱锺书先生在牛津留学时是否获得过文学副博士这一类小细节引发的持久争论，大到朱正先生的《鲁迅回忆录正误》这一鲁迅研究旧作在90年代末的重版新出，都说明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修辞立其诚”，想来这些学识积厚的回忆者不会不懂这样的道理，但为什么还会出现回忆录失真的现象？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杨正润先生在《回忆的缺陷》（刊《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3月8日）中从外国文人学者的回忆录入手说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回忆录大多是人到中年以后对过去的回忆，这时，人们的思维活动已经形成一个‘意义结构’，人们不但依据一种价值标准进行思考和判断，也在无意识中依据这种标准进行记忆和回忆。”他援引心理学家的理论说：“回忆的故事化常伴随着理想化。一些心理学家认为，通过一种理想化的自我意像，心理可以得到安全感。”以卢梭的《忏悔录》为例，卢梭自己说过：“我十分惊异自己竟然编造了这么多的谎话。我记得当时是把它们当作真话来讲的。”杨先生文章还说：“当代一些卢梭研究者则认为，卢梭有两个自我，一个是自然赋予他的自我，一个是他自己创造的自我。两者在《忏悔录》中同时出现。卢梭写作是为了忏悔，也是为了自我歌颂，为了达到这双重目的，他把自己的过去故事化和理想化了，真真假假，自己也搞不清了。”
类似精当的剖析，还记得有许锡强先生在《“人是一切中最复杂的”——唐?〈琐忆〉的文体性质和社会影响新论》（刊《书屋》2001年5期）一文。作者通过对史实深入全面的钩沉与索隐，认为现代学者唐?先生在鲁迅研究上卓有成效，对鲁迅其人其文的了解可以用“滚瓜烂熟”来形容。因此，“难免的，他的记忆就会将他和鲁迅的接触和对鲁迅的阅读混淆起来，在记忆上产生某些疑似之处”，作为回忆鲁迅的名篇，《琐忆》“所‘忆’的内容相当部分来自他对鲁迅的阅读，而不是来自他和鲁迅的接触。……它其实不是一篇回忆性文章，而是一篇回忆兼研究且有虚构的文章；它的内容固然不少是来自和鲁迅的接触，但相当部分是来自对鲁迅历史和著作的研读；唐?本人则为此而在《琐忆》中实现了自我超越，即创造了一个迥异于30年代初期他的真实状况的、能够和鲁迅平等对话甚至动辄俯视鲁迅并大发议论的叙述人——‘我’”。
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诸多回忆录，由于承受着外在无处不在的政治压力，回忆者往往左顾右盼隐约其辞，甚至无意或有意地改写历史事实，以迎合随时可能变幻莫测的外在标准。而在今天，我们仍然不无遗憾地看到，不少学界长者的回忆性文章存有一定程度上的失真。客观地说，到了常人所理解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出现这种情况，倒不完全是由于屈服于外在压力而主观故意地说谎或改写，而更多是牵涉到上面所说的心理记忆机制的问题。而一旦产生这种心理倾向，在此后的信息吸纳与人生回忆中，回忆者则会不断地认同、强化这种近乎无中生有的“旧事”。季羡林先生的智慧之处，就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真假两种“回忆”，一类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另一类是“我脑筋里的回忆，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并且不回避后者对前者可能出现的覆盖与干扰，但又不因无视后者的意义而对其进行彻底的清除，认识到“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胡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胡适之蔼然仁者的形象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在季先生的记忆中，即使大兵临城，一向有着“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的胡适之，也是“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论史料，其中论伪事之一种，就是“本意并不在述史，不过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书中所记，乃著者理想中人物之言论行事，并非历史上人物之言论行事。”这说的大概与此有相通的地方吧。这种认定“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的心理，折射出了回忆者对回忆对象的一种特殊的感情联系。同理，我们阅读与使用这种回忆性史料的时候，也不妨借用季先生的处理办法做出区分：一类作为学术史的史料来读，另一类则作为学者的情感记忆来读。前一类可以看出被记忆者的历史，后者则可以看出回忆者的情感史。我们尽管无法引用这一“回忆”作为确凿的史料，但由此可以看出回忆者与回忆对象之间的隐幽关系以及荷载在他们这一关系身上的学术思想传承与接受关系。这就好比是历史上常见的伪书：伪书固然没有史料价值，但由伪书可以见出伪书作者所处时代的思想情况和他个人的心理状态。只不过，伪书多是有意而伪，而回忆录则多是出于心理安全的需要无意而伪，只是在不自觉之中受了前定“意义结构”的蛊惑，是“理想化的自我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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