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桐城中学的校歌，约近70年前我和同学们合唱之声，依然在耳。“吴公”指学校创办人吴挚甫（汝纶）先生。“勉成国器”是他给学校的题词。他的遗像悬挂在大礼堂孙中山像的旁边。
这位桐城派最后的大师，“曾（国藩）门四弟子”之一，是怎样创办桐城中学的呢？我一向的大概印象是：1902年，清廷要办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吏部尚书张百熙奏荐吴汝纶为总教习，得到皇帝批准。吴先生要求先去日本考察学制。考察回国，先回家乡，很费心力办起了桐城中学。很快他就病逝，终于没有回北京复命。
我形成这样的印象，是来自下列两个史料——
会朝旨采西法开大学堂于京师。管学大臣张公百熙奏荐先生加五品卿衔总教务。固辞不获，则请赴日本考察学制。……返国，先乞假省墓，兴办本邑小学堂，挟日本教师一人同至，规制粗立，将行，遽以疾卒。（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十一《吴挚甫萧敬孚二先生传》）
……张公奏荐桐城吴先生学行高，兼综中西，可以魁多士，天子俞其请，命以五品卿充大学堂总教习。先生坚辞不得，则请赴日本考察学制。……归，未及返命而卒。（马其昶《抱润轩文集》卷七《吴先生墓志铭》）
这就是桐城中学的创办。（起初名桐城小学堂，又名桐城学堂，次年（1903）遵照清政府部颁中学令改为桐城公立中学堂。）我没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只因为两个材料都出自我的外祖父马通伯（其昶）先生，我容易看到，便没有再去寻找别的材料。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吴先生对于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任命，“固辞不获”“坚辞不得”之后，究竟是接受任命了，还是始终没有接受呢？上述两个材料都没有明确。于是可以有两种理解：可以理解为，坚决推辞，仍然推辞不掉，只好接受了任命，但要求先去日本考察学制，回来再正式就职。也可以理解为，并没有接受任命，要求先去日本考察，把事情缓一步再说。我一向是倾向于前一种理解的。
最近，《安徽古籍丛书》里面的《吴汝纶全集》由黄山书社出版了，煌煌四大册，是非常有价值的文献。书末附录诸家所作吴先生传状十一篇，如下开——
李景濂：《吴挚甫先生传》
贺涛：《吴先生行状》
姚永概：《吴挚甫先生行状》
贺涛：《吴先生墓表》
张宗瑛：《吴先生墓志铭》
马其昶：《吴先生墓志铭》
吴生：《先府君哀状》
吴生：《先府君事略》
李刚己等：《祭桐城先生文》
谷钟秀：《祭桐城先生文》
早川新次：《在安庆寄邦人书》
细察这11篇中，对于吴先生究竟接受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任命没有，说法不一。
明确说是已经接受任命的有——
……诏天下用西国法立学，建大学堂于京师以统摄之，而命吏部尚书长沙张公为管学大臣。于是张公聘先生为大学堂总教习，先生辞，固请，不可，……张公欲遂其事，遽闻于朝，天子许之，命以五品京堂充大学堂总教习。先生既受命，思报张公之知遇，而虑学校初立，其法未能尽善也，日本用西法久，学制尤明备，自请赴日本考求之。（贺涛：《吴先生行状》）
……先生既受张公之聘，以谓诸国学制，岁更月修，久而后定，仿其规范而不能得其精意，恐难见功，故有日本之行。（贺涛：《吴先生墓表》）
“受命”是受天子之命，“受聘”是受张公之聘，微有不同，反正同样是接受了之意。还有——
……既受诏，则东游日本，考求学制，历百余日而归。（张宗瑛：《吴先生墓志铭》）
……三辞不获，羁身总教。航海而东，预模备效。（谷钟秀：《祭桐城先生文》）
明确说是没有接受任命的有——
会管学大臣吏部尚书张百熙疏荐，诏以五品卿衔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汝纶力辞，百熙匍匐跪请，未决。百熙虽管学事，大学士荣禄实阴主之，其疏荐汝纶，亦出荣禄意，百熙讽汝纶往谒荣禄，汝纶不应，荣禄口弗然。而大学初立，前无因袭，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于是汝纶自请往日本访询学制，归以报命，借答百熙之意，到总教习之职，则未允就也。（李景濂：《吴挚甫先生传》）
还有——
……国家兴学，以公尸之。不获固辞，遂与逶迤。问道东海，一揽靡遗。（李刚己等：《祭桐城先生文》）
以请赴日本考察为虚与委蛇，也暗寓并非接受了任命才去之意。
此外多是说得含混，或者跳过去说的，不列举。奇怪的是——
府君初膺张尚书知荐，虽再三辞让，其后既被圣旨，乃毅然欲有以自任，以酬恩遇，故自请为出海之行。（吴生：《先府君哀状》）
……得俞旨赏加五品卿衔，充大学堂总教习。先君闻命，犹为书告张公力辞，殊无意应也。……先君乃白张公，请往日本访询学制，归复命以为藉。（吴生：《先府君事略》）
儿子叙述父亲的事，为什么也说得如此闪烁含混呢？
要找真正解决问题的材料，幸而还是有了这部《吴汝纶全集》。第三册“尺牍”类中有“谕儿书”，壬寅正月十五日一信云：
……乃张冶秋尚书不通商量，遽行奏荐，恐吾再辞，渠之奏为卤莽，因允暂不言辞。吾此举必以能脱为贵，若不能脱，非幸事也。
原来，在事情已经到了圣旨下来之后，如果再坚决辞谢，会陷张百熙于卤莽上奏之罪，的确不好办，只得“暂不言辞”，但也没有正式表示接受。先请求去日本考察，既有益于兴学大计，也可以拖延一下，再想脱身之方。一面以能脱身为幸，一面也估计到终于脱不了身的可能。这里有个问题：究竟他自己的真心如何呢？是不是当真把脱身当作追求目标，或者姑作姿态呢？这就要说到更重要的材料，原来在“因允暂不言辞”和“吾此举必以能脱为贵”两句之间，还有这么一大段：
张虽见爱，其办事尚少阅历。我言衰老精神短，彼乃我为我觅帮办，帮办不由我请，张自用人，岂能帮我？且两人同办一事，必至各执意见，或相忿争，世言督抚同城，教官同印，妻妾同夫，皆成仇敌，故办事必一人为主，乃可成也。万一就之，学堂既不能有效，我将为中外唾骂。满学皆张公自用之人，而我以一老翁周旋其间，安能有所作为？目前彼以“劾己于廷”为辞，即难过执己见，虽云“俟章程出再议辞受”，便恐竟不得辞，终受其累耳。我尝告张尚书，谓“科举不废，学校不兴”，张云：“今时虽孔孟复生，亦不能废科举。”吾又言执事用我一年，四五月方开办，其高才者必皆专意科举文字，直至十月榜后，不能着实程功。张言科举用策论，与学堂固一条鞭也。张不惜倾心下士，亦但为名耳，其主见固亦自是而不能虚心者也。又其人出荣相之门，再与我相见，皆云荣相亦以请我为然。前与我言，将奏加三品卿衔，今赏五品卿衔者，闻荣相谓初来不必过优。吾早无意世荣，李文忠往年曾与孟绂臣等谋为奏加卿衔，吾闻之极力恳辞，以为“在官不求荐达，岂罢官之后，仍以区区加衔为荣”文忠乃止。若斤斤于三品、五品之间，真腐鼠之一吓耳！然足见其人唯荣相之指挥也。李希圣，妙才也，张尚书欲用之，荣相指为康党，遂止不敢用，张李湖南同乡，然尚如此。
张百熙以一品尚书，亲自登门聘请一个六品前知州，来担任全国瞩目的新学大宗师，甚至下了跪，还不行，于是径自上奏，获得圣旨批准，造成既成事实，的确不能不算是倾心下士。但这只是一面。另一面，在用人办事、方针方向等等关键上，又是这么别扭尴尬，特别是他自己出身于声名狼藉的荣禄之门，事事听荣禄，而荣禄在给与吴汝纶什么头衔问题上面，已经使人不愉快。这些烦难委屈，就是令吴汝纶真心不愿意受命的原因。可是，估计形势，大概又终于推辞不掉。他就是这么陷于两难之中。这些话只是在给儿子的家信里才会说。在尺牍家刻本中，没有这段话，现在是《吴汝纶全集》本据郭立志《吴汝纶年谱》所引补入，可能是吴生有意删的。原来吴生正因为深知父亲的苦衷，才说得那么闪烁含混的。
黎澍先生说过，研究历史，不必侈谈什么掘发历史规律，老老实实就是要弄清历史事实。的确，历史研究中就有这样情况，一个小细节，倘无必须材料，都很难于弄清楚的。
2002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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