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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执马，右手吹号的燕大学生军骑兵团号手 |
作为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学费要高于一般的国立大学，其西化程度也相对要高于其他学校。因此，在很多人的心目里，燕京大学的学生大多是些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挥金如土的纨绔子弟和富家千金。所以当我看到《1930年燕大年刊》中表现燕大学生骑兵团中诸位铁血男儿威武形象的老照片时，心中感到了极大的震撼。
其实，现代大学生应该文武双全，随时准备在祖国遭到外敌侵略时挺身而出，为国捐躯——这种指导思想一直贯穿在中国近现代创立新式学堂的整个过程之中。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建立的一些官方新式学堂，除培养外交官的同文馆、广方言馆之外，大多是一些武备学堂、水师学堂和船政学校。就连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也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急于“仿效西法，力图富强”，企图尽快重振军威这种努力的结果。迟至光绪24年3月6、7日《京报》所载恭亲王奕言斤为建立中央武备学堂给皇帝的奏折中，“京师大学堂”仍然是意指中央“武备大学堂”。即使是在这个奏折被光绪皇帝否决，以文理科为主的戊戌年京师大学堂最终成立之后，西学总教习丁韪良仍然将体育和军事科学列入了仕学馆学生的必修课程。
不仅官方学校是如此，就连西方在华传教使团创办的教会大学也不例外。自诩要建成“中国西点军校”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早在20世纪初就聘请了美国军校教官来校执教，给学生提供正规的现代军事训练。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军恐怕是中国早期教会大学中最为训练有素的一支劲旅。1910年4月27日由黄兴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队伍中，就有许多来自圣约翰的前学生军士官生。圣约翰也因此被一些西方人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虽然燕京大学是一个由教会创办的综合性大学，但校方仍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意志品德、尚武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早在大学创建初期，就曾经有刘谦初、张放等革命学生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军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另外，从20世纪初起，日本就在中国的东三省获得了许多特权，并且秘密制定了以满洲里和蒙古为跳板，积极推行对外扩张的战略。1928年，日本军人在皇姑屯用炸弹暗杀了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后，其妄图用武力吞并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军国主义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东北事变，国势飘摇，爱国之士，立志自强，于是有抗日十人团之组织，吾校上下几人宣誓参加，慷慨激昂，风气为之一变”（虹水：“识小录”《1932燕大年刊》）。正是在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民族危机时刻，燕京大学针对可能即将发生的日本侵略战争而组建了它的学生军。
燕京大学学生军的一个最突出特点就是它拥有适合华北平原特点，而且机动性很强的骑兵团。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与燕北驻军的密切联系，燕京大学有能力建立起一支相当正规的骑兵部队。这是它在学生军训中优越于北京其他大学的一个地方。除此之外，校方还根据大部分燕大学生都拥有自行车的特点，也组建了一支以自行车为交通工具的“轻骑兵”。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有不少燕大学生奔赴前线，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殊死战斗。留在学校的学生们也积极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并且按照前敌将士之急需，开展了“万顶钢盔运动”、“万斤咸菜运动”、“棉衣运动”和“钢刀运动”等名目繁多的支前活动。在北京市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燕大学生还参加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抗日示威游行，并且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抗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另有一些思想进步的外籍教师和革命学生历经艰险，辗转来到作为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延安，直接参加了解放区的抗日运动。由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纂的《燕京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历史影集》（1999）在书中列举了在大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牺牲的部分燕大校友烈士名单，他们包括：魏士毅、张采真、刘谦初、王畴、张炳元、董文田、王助、王册、曹秉衡、唐振庄、黄琪（黄辉容）、郑国梁、卓还来、高健飞、李炳衡、李肇基、孟昭和（第78页）。
在沙场上洒下热血的革命烈士光辉形象如今大都已经难以追寻，但从燕京大学学生军战士们手持“为国捐躯”大幅标语的照片上，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稚气的脸庞上那种坚毅的神情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如今，战争的阴云依然笼罩在世界的上空，中国仍肩负着维护祖国统一，反侵略，和反恐怖主义的责任。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们在发奋读书，努力追赶国际学术和科技前沿的同时，是否还能保持燕大学生军战士那种立马横刀，威武不屈的阳刚之气？当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地肆无忌惮地推行单边主义的强权政治时，你们是否有能力和决心，与其针锋相对，坚决斗争？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你们是否能像燕京大学学生军战士那样义无返顾地投笔从戎，为国捐躯？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迈入参与全球化国际竞争的竞技场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你们是否在体力和思想上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从威武雄壮的骑兵团群英图上，我仿佛已经听到燕京大学学生军将士们铿锵有力的问答：
“准备好了吗？”
“时刻准备着！”
（本文作者在研究工作中得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鼎力支持，谨以此文纪念其百年馆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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