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读孙犁先生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以及《荷花淀》、《白洋淀》等短篇小说，就被他那抒情的笔法，特别是寓意于动人的故事、有个性人物之中的深刻哲理所倾服，深感他是真正的文学大师。
1956年冬，我去东北修改电影剧本《芦笙恋歌》，路过天津转车时，有大半天时间耽搁。时任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老作家方纪请我去天津名菜馆“周家花园”吃饭，他知道我很喜欢孙犁先生的作品，特意说，今天来不及了，下次你再来天津，我约请你们一起吃饭，让你们认识。
但这个“下次”一拖就是近30年。第二年（1957年）我不幸卷入了那场灾难，哪里有可能再见到先生？
1979年后，虽然形势好转，我却因饱受折磨而多病，几次去北京又都是匆促参与会议。这次行前，女儿鸽子特意提醒我：“会后，你还是专门去一趟天津看望孙犁先生吧！你们都年岁大了，再不见面，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
那几年，我虽然和孙犁先生通过几次信，他也寄赠过《孙犁文论集》，使我受益甚多，但来往信函都是由《天津日报》转，他具体住在哪里却不知道，只好在11月26日去一信询问。
我是12月5日启程的，行前却迟迟没有得到回信，使我颇担心，先生是否又生病住院了？散会后我与昆明通电话，鸽子告诉我，孙犁先生来信了，他是这样写的：“报社转来信较晚，我又考虑：您冬季旅行，诸多不便，我年老有病，一个人生活，您来了，不能很好招待。故此，迟复了几日。”不过地址是……
12月13日傍晚我到达天津，第二天上午就去看望孙犁先生。
这天很冷，气温降至零下5度，从渤海上刮来的风冷如利刃般刺人肌肤，我穿着厚厚的皮夹克，内裹丝棉袄还冻得不行。出租车东绕西转，终于在8时45分找到了鞍山西道学湖里的16楼。这是新建的普通居民区，偏僻、安静。
我轻敲着301室的门，高大清瘦头发完全白了的孙犁先生穿着一件米色毛衣，外套一件咖啡色背心缓缓地来开门，我才说了一句：“我是云南……”他立即热情地说：“哦，是荆风。请进，请进。我给你的信，怕你收不到呢！”他把我迎进了书房兼会客室。屋内设施仅两排矮书柜，两把旧沙发，一桌一藤椅，墙上挂着几张字画，有齐白石的虾，先生自己的手书。窗户没有帷帘，光滑的水泥地上也没有地毯。给人感觉是简洁、清寒。
先生的夫人去世后，子女在外地工作，只有个钟点工杨嫂照料他，但要到10点左右才能来。他这年已是82岁高龄了。
坐下后，他说：“天冷，你也年岁大了，远道来访，我很不安心！”
我说：“这是我多年的心愿。这次来北京开会，散了会后，就在北京等候你的信。前天和昆明我女儿鸽子通电话，知道先生有信来，我就赶来了。”
他作了个感谢的手势，又说：“我年岁大了，家里又没有别的人，怕朋友来了招待不周，所以迟迟没给你复信。你一片盛情，我很感激。”
他几次起身，要给我去烧开水沏茶，拿苹果招待我，都被我拦住；我怕他来回走动过于劳累，这水泥地又滑。
我们随便聊着。他关切地问起我这些年的工作、生活，又谈到了这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和我在“反右”、“文革”的遭遇。先生叹息了，深情地说：“你还是很坎坷呀！受了这么多苦难，还能写出18本书，这真是对文学的初衷不改，充满了使命感呀！”
先生很了解我。
他又说，“有的人坎坷多年，对文学仍不改初衷，如徐光耀、刘绍棠；特别是徐光耀更被人认为顽固不化。某某某就差一些了！”
我说：“徐光耀这人正直。”
先生点头，又说，“我是被人认为落后了。有些人文章里的外国理论、新名词，也看不懂，记不住，只能守住自己不动摇。”
那段时间，孙犁先生因为在许多随笔中坦率地指出了文坛一些时弊，却被某些人冷言攻击，还有一个曾受教于先生的作家，却把先生“创作长篇小说，感到最困难的是结构问题”之说嘲讽为：有人说长篇小说重在结构，我怀疑这人没写过好长篇。但先生并不退缩，还是一篇又一篇文章斥责那些人的谬论。
针对某些人自命先锋，鄙弃前人的言行，我说：“你如一座巍然大山，文学与哲理功底厚实，不会像根浅的竹子那样随风摇晃。文学是要老中青作家一起来完成的事业，正如你说过：‘每个时代，有它的高峰，后来又不断出现新的高峰。群峰并立，形成民族的文化，如以明清之峰，否定唐宋之峰，那就没有连绵的山色了。’在真正的作家当中，各人的文学成就和文学特色有如山势，不存在谁比谁落后的问题。”
他笑了，却不认为自己是大山，仍然说：“我写的东西不合时宜，约稿也少了，平日来的人也少了。年岁大了，也确实难以应付约稿和会客，有些老朋友来看我都尽力婉谢！”
其实，先生这些年以抱病之身仍然笔耕不辍，那一本又一本《尺泽集》、《陋巷集》、《如云集》、《老荒集》……哪一本不是充满真知灼见的文学精品，仅1994年的八九月间，他就发表了六七篇文学随笔，皆如金石掷地有声。
当我谈及对这些文章的感触时，他说：“我本来不想多写，但作家还得正直、有良心！”他又问我：“你可知道李之链？”
我说：“知道。看过他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谈‘反右’前后的长文！”
他说：“那是个很正直的人。只有经过苦难、深思，才能写出。那篇文章刊出后，震动很大，说把周扬的内心世界写得那样深刻，还是第一篇。”
我同意，也说了自己的看法。
先生又说：“解放后，我对许多运动都难以理解，如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实际上‘一本书主义’是领导造成的，写了一本书就大红大紫，有名利有地位……”
这时候，帮助料理家务的杨嫂来了，一进来就说：“孙先生这几天常念叨你，还怕你收不着那封信。”
我很感动，也才发觉，已坐了一个多小时，先生累了，我该告辞了。我把特意从昆明带来、珍藏多年的《采蒲台》、《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白洋淀记事》请他签名。
他见有的是五六十年代的版本，颇感慨，说：“这些书，你保存了这么多年，真不容易呀！”也从书柜中拿出新出版的《孙犁散文选》、《孙犁新诗选》签名赠我。
临别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荆风，你远道来访，一片深情，我是难以忘记。你年岁也大了，也要保重呀！”
我想到从1956年就想见先生，但世事艰难，却一拖近40年，如今先生已82岁高龄，我也早过了花甲，又都是多病之身，南北两地相距那样遥远，今后还有机会见面么？心头一阵酸痛却忍不住握住他的手掉下了眼泪。他和杨嫂把我扶回椅子上，极力安慰我。
走时，先生要送我下楼，我不让他出房门，外边太冷了。
他只得再一次紧握住我的手，要我回到云南写信来，并代他向鸽子问好！
走到外边冷风嗖嗖，铅灰色的冰冷天空似乎要落雪了，别离的感伤还使我难过。终于见到孙犁先生了，这是我冒着严寒北行最大的收获！
转瞬天津之行已过去8年，先生在久病后于7月11日早晨仙去，遥望津门，不胜唏嘘，谨以此文悼念我尊敬的一代文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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