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末了一句并非敷衍，只是稍嫌笼统，须得加以说明。当事人说话，除了体现社会文明外，对当事人自己有揭示事实和表明动机两重意义，对我们则有了解上述两方面的意义，但是于彼于我，两方面意义并不相同。这里我说“我们”，指有别于当事人的相对超脱冷静的一副眼光，此刻属于前述关注此事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则将演变为历史观念。事实方面，当事人不止一个，彼此间说法有别；我们听多面之词，总比听一面之词，抑或什么也不听就作出判断的好。也许因此更接近于澄清事实真相，然而个人意义上的事实与历史意义上的事实并非完全是一码事。对个人来说关键在于“做了什么”，对历史来说则是“造成了什么”。是以《〈回归五四〉后序》和《舒芜口述自传》解释了许多，最终仍不能不归结《后序》所写而《口述自传》又复引用的一番话：“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付的一份沉重的责任。”说来尚有争议的不过是“虽非我始料所及”一句而已，虽然在当事人这一点至关重要。
话说至此，已经涉及动机方面。对于个人来说，动机大概相当于缘由；而历史几乎从来不把个人动机视为缘由，它另外从社会、文化乃至自然环境等领域去找寻缘由。个人所关注的是“为什么要做”，历史则仍然关注“造成了什么”。历史只管结果，不管动机；面对历史，一个人当初想法如何，意义仅限于他自己。《舒芜口述自传》较之《〈回归五四〉后序》更多挖掘思想根源，这有益于我们理解其人，却无助于我们评价其人，讲得明确一点，无助于改变历史对于他的评价。以上当事人与历史看法之不同，或许亦为舒芜所知晓，因而才在《舒芜口述自传》末尾说：“现在这个口述自传的编辑出版，是我再一次向历史把这一份沉重的责任永远铭记下来。”而历史本身同样是这样“铭记”的。
讲到“理解其人”，舒芜本人想必企望如此，不然不会解释再三；然而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的还在于理解当时中国整整一代人，具体说是一代知识分子，包括舒芜在内。我想起《纽伦堡大审判》的一段记载。战犯邓尼茨海军上将的辩护律师奥托·克兰茨比勒在结束辩护返回家中时，为法庭所揭露的事情“感到羞辱”。书中写道：“他对发生过的事一无所知吗？如果是那样，他一定是个白痴。他参与其中了吗？如果他参与了，那他一定是个罪犯。他是否了解内情，但并未亲自去干？如果是那样，他一定是个懦夫。各种选择，要么是白痴，要么是罪犯，要么是懦夫，都使克兰茨比勒沮丧不已。”这番话用来形容舒芜及其同时代人，可能亦不为过；只有纯粹受迫害者如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可以除外，在中国这样的人当然也有，尽管相对少些。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是“每一个人”；而“某一个人”除承担“每一个人”的责任之外，他自己特有的责任并不应因此而被忽视，甚至减免。
《舒芜口述自传》中两段文字，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一是：“这（指宗派主义）在他（指胡风）的公开文字中表现得还比较含蓄，在私人通信中就说得很明显。我的文章要说清楚这一点，就不能不引用胡风给我的信。”一是：“他找我谈话，我当然是不敢反抗的。既然林默涵发了话，我就不敢不按照他的‘指示’编出了那个材料，……”如果说“不敢不”更多体现“每一个人”的责任，那么“不能不”就该由“某一个人”承担了。附带说一句，这里“不敢不”，尤其是“不能不”，未免简捷轻巧；读书至此，竟然打个寒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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