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舒芜

2002-12-2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丁东 我有话说

去年初，《博览群书》组织有关舒芜现象的讨论，我曾发言，把这个争论归结为知识分子伦理底线问题。我当时认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伦理底线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要求。舒芜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了很多苦，80年代以来写了不少好文章，但绝大多数胡风案的受难者仍不原谅他，其中必有原因。需要弄清的是，是这么多受难者偏执，还是舒芜越过了底线？当时的知识界，只有吕荧这样极个别的人敢于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历史已经证明吕荧了不起，令人敬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参加了批判声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是丑陋的，怯懦的，起码也是糊涂的，盲从的。在吕荧和大家之间，划一条线很必要，否则没有美丑的区分，没有人格的引向。受难者可以原谅参与过批判的多数人，包括当时公开写文章的许多文化名人，但是不原谅舒芜，这是因为还有一条线，就是做人的底线。如果把政治运动比喻为一场洪水，吕荧那样的是砥柱中流，大多数是随波逐流。但还有一种人的作用是推波助澜。推波助澜和随波逐流的区别也不能不讲。对胡风的不满可以追溯到40年代的理论之争，但把胡风打成反革命集团头子，是让事态升了级。舒芜主动将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引入批判文章，客观上是为这场大灾难提供了导火线。这个行为就越过了做人的底线。他当时的主观动机是什么？这些信件的交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整理者是舒芜还是林默涵，还是别的什么人？这些细节关系到责任的轻重，但都是底线以外的事情了。

今年，我读到许福芦撰写的《舒芜口述自传》，又有一些新的想法。在《口述自传》中，舒芜先生说——

我可以确切地说明一下，所谓“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交过什么信。当时，只是《人民日报》编辑叶遥奉命给我出了一个“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这个题目，向我组稿，我觉得宗派主义这个问题，在当时批判胡风已经达到的程度上，是个“不上纲”次要问题，而且也符合我对胡风早就已有的想法（觉得他太孤立自己），所以就接受这个约稿。我所指的宗派主义，主要是指胡风对于文艺界许多人一概过于否定，过于蔑视。这在他的公开文字中表现得还比较含蓄，在私人通信中就说得很明显。我的文章要说清楚这一点，就不能不引用胡风给我的信。《人民日报》要发表我的文章，叶遥为了核实我文章中所引用的胡风给我的信原文，向我借信去校对，是借用一下，我就借给了她。“借出去”和“交上去”这两个性质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写的文章，引用了胡风给我的信，《人民日报》要发表这个文章，编辑部为了业务上慎重的需要，希望借书信原件去核对一下，这有什么不可以？何况叶遥女士既是编辑又是我的老熟人。

从舒芜先生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样的解释自有其道理，值得作同情之理解。我的某些判断，或许简单生硬了一些。然而，教训还是值得总结的。从外部环境而言，国家真正走上民主化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文字狱。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文人难免要参加一些笔墨之争，这本是文化活动的常态。但在文字狱完全进入历史博物馆之前，文人还是应当多存几分谨慎和自律，防止自己的文字成为权力者加害别人的由头。否则，导致别人受到伤害，历史后果可能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