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在文化交流中最为活跃者是耶稣会士，他们在利玛窦规矩的影响下，继续致力于以学术辅传教的方略，这其中有从澳门登陆，且得到葡萄牙资助的耶稣会士；也有康熙年间从宁波进入中国，由法王路易十四派遣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此时进入中国的传教士除了特殊的历史背景外，还具备了汉唐时代所无可比拟的文化条件，这就是作为文化传播催化剂的印刷技术已经传向西方。因而，耶稣会士的优秀代表利玛窦除了与中国士大夫联手进行科学著作的译述外，还开创了以书信形式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先河。但是，这些书简决不是古代中国文人那种“百张云样乱花开，七字文头艳锦回”式的普通信函，而是生活在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向数万里之遥的故乡发出的有关东方中国的特别“报导”。
耶稣会创始人在《宗教法》中曾明确要求其弟子们在外方传教过程中必须提供有关传教地区地理、风俗、物产等种种情况，因此，来华耶稣会士几乎无例外地与在欧洲的上司、家人、朋友、学者以及资助过传教区的贵族保持着通信联系。于是，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耶稣会士们将他们的亲身阅历，他们的所见所闻，化为生动的文字，然后发往欧洲，这些满载中国文化信息的书简也就成为欧洲了解16至18世纪中国的重要窗口。
但是，那一封封的书简怎样结集成书的呢？此事牵涉到发生在康熙年间的“礼仪之争”。这场由文化差异进而涉及到政治的争论使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重重压力，耶稣会士发现，假若正式出版他们的书简，将能证明耶稣会士在外方传教中的热忱和成果。1702年，法国开始出版书简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书简的逐渐增多，出版的卷数也在增加，甚至还出现了不同的版本。而所有的书简中，以出自法国耶稣会士之手为多，且这些教士均是书写信函的高手，在耶稣会强调要以信函形势汇报其在远东活动的规矩下，书写信函即成为他们远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耶稣会士发往欧洲的书简来自各个传教区，而在华耶稣会士的书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为了使欧洲对中国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将来华耶稣会士的书简结集出版，于是就有了这套《书简集》，全书共6卷，现在摆在本人案头的是前3卷（郑德第、朱静等人翻译，大象出版社出版），后3卷也即将付梓。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以时间为序进行编排，前13封书简发自东京和交趾（当时这些地区名义上是清朝的属国），此后的书简均来自中国本土，第一封信出自马若瑟神父之手，时间为1699年2月17日，内容为白晋奉康熙之命返欧招募的一批传教士乘船抵达中国的情况，最后几封信反映了清朝禁教之后，教会式微，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的艰难历程。
书简基本涵盖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福音的种种情况以及关于中国百科全书的介绍。而其中对中国社会及文化的描述是全方位、立体的，其人物关涉到封建君王、达官贵族、文人士大夫以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百姓；二是反映中国社会层面的内容，其中包括政治管理体制、教育（科举）制度、城市管理、商业贸易、物产等。特别是文化内容涉及的领域十分宽泛，如民俗民风、伦理道德、文学艺术、道家思想、医学医药、科学技术、少数民族以及语言文字等。值得一提的是，出自法国籍耶稣会士之手的书简以科学考察的内容为多，如杜德美神父对东北人参的考察；巴多明神父关于冬虫夏草、三七、大黄、阿胶、当归等药品的介绍；殷弘绪神父对景德镇瓷器制作全过程所做的周密细致的调查。其中许多内容为中国历史书籍所未载，这种全景式的对中国清朝康雍乾社会的叙述，可补中国史书之不足，也为今天的中国人了解那一段历史提供了一批新史料、一种新视角。
作为生活在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耶稣会士常用一种异域文化的眼光对中国文化进行描摩，其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自己的感受。总体上看，耶稣会士对中国的态度基本上是客观的。
从数量可观的书简中，我们可以看到，来华耶稣会士有的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的参与了清政府组织的绘制地图和外交工作，有的在京城从事各类科学或文化工作，更有相当数量的传教士则深入中国各省，甚至到偏僻荒凉的山村传播宗教。由于耶稣会士们深入中国社会之后各自所处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因而对中国社会了解的切入点也不同，从其对中国社会了解的角度和深度来看，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以往来华的任何外国人都无法比拟的。
18世纪的法国在书简的启发下出现了一股“中国热”，如法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皇帝行“籍田大礼”，魁奈则主要以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渊源创立了重农主义的经济理论，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则通过对中国专制制度的批评来表达对法国专制制度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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