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介绍《塞耳彭自然史》，或始于李广田1934年揭载于《大公报》的一篇短文，而吹捧最力的，却是周作人与叶灵凤，除有专文的介绍外，两人在谈其他的话题时，又多次牵连而及之，深致倾倒之意。叶60年代举列“当译而未译的书”时，也把《塞耳彭自然史》列为其中的一种，可知他的眷恋之深。但我不解的是，以叶的博物学知识，对英语的精熟，和汉语的笔力，为什么不操刀一割，却要等后来的“翻译好手与学贯中外的自然学家的合作”呢？说谦虚是可以的，若说后来人的学养与笔力，会胜过老一代人，故有“托末契于后生”的想法，那就是叶的不懂世故。文章之道，总是日趋于没落，后生是不可托的。
所以花城的秦颖先生约我译这一本书时，我很徨惑。盖译文的质量，早有叶灵凤悬下的尺度，比才量力，我不能符合。而退念太阳不出，不妨燃爝火，黄钟毁弃，自当鼓瓦釜；或用鲁迅先生谈翻译的话说，没有好苹果，就拿坏苹果救救急吧。于是就这么应承了下来。——这是译此书的缘起，下面说书。
自然史是西方一种书的门类，略与我国乡土志里记博物的部分相当，最早取这名目的，或是古罗马的普林尼吧。而名气最大者，乃是这一本《塞耳彭自然史》。它的作者名吉尔伯特·怀特，生活于18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安静、恬淡的人。在牛津受完古典教育后，便落户于老家——一个名叫“塞耳彭”的小村里，做了一名闲散的乡绅。照当时的诗人达斯廷·道伯逊的描述，乡绅的生活，大体是这样的：
他喜欢水车轮的吱吱叫， 他喜欢驻足歌唱的画眉， 他喜欢嗡嗡的蝇子 飞舞于他的桃树间， 他爱看落日的余辉 返照于爬满长春藤的果园的墙， 或歇一霎神，谛听远方 榉树林的布谷声。
也就是说，像是“羲皇上人”的生活。怀特专家、19世纪的格兰特·艾仑，是这一逝去的时代的钟情者，他在《塞耳彭自然史》的序言里写道：
“那时候的时间，还不是金钱，而是享受，修养，和自我发展的机会。怀特正是怀着尊严和不枉度生命的感觉，这样花去他的时间的。而在我们狼奔豕突的现代社会，这样的日子，已散如烟云。”这种话，我们读来，会感慨尤深的。
1767年，怀特闲来去伦敦，遇见了当时的一位有名的博物学家，托玛斯·本南德。在本南德的请求下，怀特将他对家乡虫鸟的目验之所得，以定期的通信的形式，报告给本南德。1768年，另一位兴趣芜杂的博物学家，即名“丹尼斯·巴云顿”的，也请怀特与他展开类似的通信。他与两人间的通信，计有10多年，但开始时，他是无心为文，“拉杂书来”的。但到了1784年，因别人的怂恿，他渐有了“刻一部稿”的意思（但“娶一个小”的绮念，是从未有过的；他甚而是终身未娶）。从此便整理他的书信，条贯，润色，补充；1789年，这两组信（约百余封）即以《塞耳彭自然史》的名字，付之“梨枣”了。
自那以来，《塞耳彭自然史》已印刷了数百版，是英国文学中最受欢迎的书之一。它记虫，记鸟，记兽，都准确而详明，又栩栩然有性格。以前的自然史——如普林尼的——中的动物，也大都有“性格”，如鳄鱼吃人，总掉几颗伪善的眼泪等，但这一类事，是失于迂怪的，多少受过科学之淬砺的现代的读者，自不惬于这样的书。18世纪之后的自然史作家，记事又失于偏枯，以科学的名义，牺牲了趣味。怀特则不同。他生活于科学发轫的时代，重目验，不听耳食，信常识，不做玄谈；又因性格与文学的教养，能看出事实里的趣味；图鸟兽之形，状草木之态，他的笔力，也足以胜之。结果就是这本自然史的名著了。用周作人的话说，是“出版150年来流传不绝，收入各种从书中，老老小小，爱读不厌”。
周作人等读这一本书，只是读《尔雅》之“释鸟”“释虫”等篇的遗意，出于好奇和趣味而已，周虽称之为“科学小品”，但他所重的，恐怕如我一样，是“小品”，而不是“科学”；上世纪中叶以前，英美人读这书，也多取这样的态度。但下半叶后，生态运动发了迹，修家谱，攀祖宗，这一本闲人做的闲书，即不虞得了个“生态运动的先驱”之称，入了生态运动的“宗庙”。美国许多大学的生态研究的课程，又把它列为必读的经典。1996年，OUTSIDE杂志评选“影响世界的10本书”（从生态的角度），《塞耳彭自然史》列其一。但这些自封的后代，却是有忝乃祖的。所谓生态运动，以我的理解，无非是以人的利益出发，以为不善待虫鱼草木，人就该如何如何，这与当初的坑鱼害鸟以取利，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都是私心的作祟而已。怀特的态度，乃是18世纪一个受过启蒙的基督徒的：动植物中，留有上帝经天纬地的手迹，博物家的本业，是从中发现他的智慧与完满。这态度是科学的，艺术的，也是宗教的。所谓科学的，是求得自然物中的上帝之真迹；所谓艺术的，是玩味上帝经纬万物的手段之巧；所谓宗教的，是因这“巧”而生的崇拜之情。这与功利的生态意识，既有道德不道德的区别，也有情趣不情趣的区别。
最后说“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这个名目。“史”者，是依年代的次序，记人事的变迁、制度之因革的。记天文、地理、动植等自然现象的书，汉语不称“史”，而称“志”、或“记”，如《汉书》的“地理志”、“天文志”，《益州方物记》等。英语的“史”（history），也有“对自然现象之系统的记录”的义项，故“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的名目，当初译作“自然志”就好了。但语言这东西，愿无所谓对错的，习惯就是一切。
周作人介绍《塞耳彭自然史》，开篇说：“《塞耳彭自然史》——这个名字一看有点生硬。”怎么个生硬呢？盖“史”者，是依年代的次序，记人事的变迁，制度之因革的。但翻开普林尼以来的每一本“自然史”，其中所记的，却无非鸟兽、虫鱼、草木等，略似乡土志里讲博物的部分。那所谓的“史”，又何所取义呢？
《塞耳彭自然史》，吉尔伯特·怀特著，缪哲译，花城出版社，2002年12月，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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