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造假者称“楼炜春”为“王炜春”来看，此公对“炜春先生”的情况知之不多，以致“楼冠王戴”，闹出大笑话。
前不久，接到朋友寄下2002年12月26日《中国书画报》剪报一纸，文章题目是《香港拍卖市场表明：近代名人书札有望成新宠》。文中写道：“最近，在香港普艺拍卖公司举办的一次拍卖活动中，一批近代知名人物的书札悄然登场。其中有孙中山、鲁迅、李大钊、胡适……等人的私人信函。”“拍品中，孙文致汪精卫、鲁迅致王炜春、胡适致郭沫若的信札，颇具史料与考证价值。”“鲁迅的信札”“以6000元港币拍出……”文后附印了被拍出的1935年7月11日“鲁迅致王炜春信”手迹照片一帧。
“王炜春”，鲁迅的受信人中，查无此人；所附鲁迅信手迹，已辑入《鲁迅手稿全集》书信函第15册中，原件现藏鲁迅博物馆。这封香港普艺拍卖公司以6000元港币拍出的鲁迅书信，是造假者临摹的鲁迅手札赝品。
一、受信人“炜春先生”，系指楼炜春（1910—1994），浙江余姚人，他是作家、翻译家，鲁迅的学生、朋友楼适夷的堂弟。他的哥哥楼子春（笔名一丁）是“托派”，至死不改自己的观点。1932年与同乡韩振业在上海创办天马书局，曾出版《鲁迅自选集》（道林纸精装本）。1933年楼适夷被捕后，他代楼适夷与鲁迅联系，鲁迅自1934年2月至1936年7月，先后致楼炜春书信7封。1935年7月11日信，说的是鲁迅同意天马书局出版《鲁迅自选集》普及本，并“附上印证（按：又称印花，当年为防盗版，在版权页上要贴作者名章拓片）壹千”。信的内容简要明了。从造假者称“楼炜春”为“王炜春”来看，此公对“炜春先生”的情况知之不多，以致“楼冠王戴”，闹出大笑话。
二、据《鲁迅日记》载，1912—1936年10月，鲁迅致各方友人信件计5000余封，大多已佚。鲁迅病逝后，许广平在远近友好的帮助下，共搜集了855封，之后在各有关鲁迅研究机构努力下，又相继搜集了鲁迅佚信600余封，1981版《鲁迅全集·书信》卷，共收入1450余封。1981年至今，又陆续发现鲁迅佚信17封。这些书信的手稿，除一小部分藏于绍兴、广州鲁迅纪念馆、国家图书馆及个别受信人手中，余者均妥善收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包括1935年7月11日信在内的鲁迅致楼炜春的7封信原件亦在鲁博收藏之列，绝无流散到个人手上或拍卖行之可能。显然，这次香港普艺拍卖的1935年7月11日鲁迅致楼炜春信，是赝品无疑。
三、虽然鲁迅书信尚有3000余封未面世，但好事者如要硬编造出一封鲁迅书信手迹，难度颇大，至今还无此先例。有的人曾将《鲁迅手稿全集》的印刷品散叶（几可乱真）冒充鲁迅真迹行骗，但在内地难以得手。临摹鲁迅书信手迹，且在香港拍卖成功，这倒是头一回听到。
鲁迅书信手迹，编成书发行的有两部：一是许广平编、1937年6月上海三闲书屋出版的《鲁迅书简》，内收54位亲友信札69封。二是1978年鲁迅手稿全集编委会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书信》，共二函，收入鲁迅书信手迹1389封。鲁迅致楼炜春的七封信亦收其内。除300部宣纸珂罗版印制本外，同时还发行了普及本（八册），流行较为广泛。这次临摹者依据的就是此本。
临摹造假者采用1935年7月11日这封鲁迅信，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书信手稿集中，1935年7月份，共辑入鲁迅书信23封，其中15封，鲁迅用的是彩绘笺纸，这些30年代印制的精美笺纸目前很难见到；还有7封信写在竖蓝格道林纸上，这种信纸现在更难寻觅；只有7月11日致楼炜春信，鲁迅用的是素面宣纸，且信文只有短短的63字。相对而言，宣纸作旧，对造假者来说决不算什么难事，字数少，临摹起来也较为容易省力。至于临得像不像，收藏者懂不懂，能否逃过鉴定师的法眼，则是撞大运罢了。没想到的是，这份假绘竟一路“绿灯”，在香港拍卖成功！还真让这位造假者“撞”上了。
四、平心而论，造假者临摹的这封鲁迅信札，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猛一看，还真有点鲁字的意味，起码做到了“形似”。但与原件对读，则漏洞百出，摹仿痕迹明显，鲁迅书信一气呵成、浑洒自如、字字顾盼、气韵流畅的行书神采荡然无存，无论是整篇的布局，还是单字的刻意摹写，均相差甚远。现将鲁迅真迹与这封临摹信并附于文下，读者稍加对照，便不难辨其真伪。
随着名人信札收藏热的兴起，在金钱的驱动下，造假者也要蜂拥而至，香港普艺拍出的这封假绘仅是其中一例。今后，不论在什么场合，如遇到鲁迅书信、手稿，应慎之又慎，一是藏家要加强有关知识的修养，二是自己一时拿不准，可向有关鲁迅研究机构咨询，以免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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