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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生命

2003-03-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夏晓虹 我有话说
最初认识孙康宜教授是在六年前的耶鲁大学。那天的中午与晚上都由她做东。席间,印象最深的是抽取幸运条。这是在美国餐馆饭后常见的节目,每个用餐者剥开松脆的点心外壳,得到的纸条上都有一句格言。对此命运的昭示,我从来是一笑置之,虽然当时觉得有趣,却并不当真。

那天也打算如此处置,却看见孙教授不仅仔细地看了字条上的话,向我们作了解释,而且郑重地把它夹入笔记本。她随后说出的话更让我们吃惊:“每次我都保留这些纸条,把它们贴在日记中。”她还如数家珍地讲起发生在她身上的应验故事,那自然都很美好动人。当时立刻想到的最切景的四个字是——“珍藏生命”。

这回翻看不久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孙康宜新作《把苦难收入行囊》,“珍藏生命”的感受再一次浮上心头。它犹如交响诗中的主题,在阅读展开的过程中一再重现,在散落全书的照片中,在她母亲最喜爱的浓缩了祝福与思念的贺卡中……

还在去年9月间,我已在电子信箱中看到康宜教授发来的一则出版信息。她专门向亲友报告,已完成一本回忆录,讲述父亲在台湾解严以前被关押牢中十年的经历,此书即将在台湾与内地两地出版。因为信是用英文写的,我猜想,译为中文,台北的那本大概叫《告别白色恐怖》,上海的这本则应题为《走过半个世纪》。孙教授是一位中英文双语写作、数量骄人的学者,采取这种并无前例的通告形式,显然表明此书对她来说有多重要。

此前不久,我刚在《书城》杂志9月号上读过一篇《在语言的夹缝中》,那应该是此书的片段。文中叙述了她因父亲是外省人、母亲是台湾人,而在国语与台语间挣扎的痛苦经验。我回信时表示,我所见到的她总是那么乐观,精力充沛,说话滔滔不绝,从未想到她竟然也染上过“文化失语症”,遭受过如此严重的心灵创伤。

在打开这本书前,我想象其中大概充满苦难的倾诉,并做好了勉力承受的心理准备。完全没有料到,我在《自序》中最先读到的竟然是这样的话:

写在这里的章节大多与白色恐怖有关,但这本书并非控诉文学,也不是伤痕文学。相反地,这是一本“感恩”的书——对于那些曾经给我们雪中送炭的朋友和亲人,我的感激是一言难尽的。

当我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回忆过去时,我发现我又学到了许多。我原来以为从前幼时所遭遇的患难是我生命中的缺陷,但现在发现,那才是我的心灵资产。我感谢早期那段艰苦的人生历程,是它让我在成长中提前成熟,也让我在缺憾中找到了完整的自我。

我觉得,这些话精确地概括了全书的题旨,这大概也是书名之所以从《走过半个世纪》更改为现在的《把苦难收入行囊》的缘故吧。“收入”是不想展示溃烂的伤口,但不表示遗忘,它指向转化与充实,象征着生命的升华。

于是,在《探监途中》一节,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从遥远的高雄乡下赶来台北的新店,却只有十几分钟与亲人会面时间的人间悲剧;更夺占读者心目的,实在是那位载着母女、姐弟四人,往返于荒凉、漫长的探监之路上的三轮车夫。他担心自己的离去会造成孙氏母子回程的困难,于是耐心地等候在空无一人的监门外,又一路不断地安慰身心交瘁的母亲,最终却不肯收取应得的车费。在我看来,这是本书中最动人的一页。

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本书主角的作者的父母,实践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格言,凭着相互的关爱与扶持,这才能毅然走过坎坷艰辛的漫漫人生路。年方6岁,便遭遇了父亲被捕的家庭剧变,这些痛苦的历练,也凝聚成为作者文学感悟的深厚底蕴。我知道,康宜教授主持召开过“明清妇女与文学”国际研讨会,编选、翻译过英文本的诗集《晚期中华帝国的女作家们》(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也出版过研究女性文学的专著《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我对后书中《寡妇诗人的文学“声音”》一篇印象尤深。现在我明白了,其中那些独到的感悟,肯定源自她对母亲的体贴。在《六岁》一文中,她引用清代女诗人席佩兰的《寄衣曲》,“欲制寒衣下剪难”,“去肘宽窄难凭准,梦里寻君作样看”,回想到的是不断为远在新店军人监狱中服刑的父亲裁制衣服的母亲。将生命阅历提升为学识才华,这可以算是最典型的一例。

命运虽然苛待过康宜教授一家,但我们看到的却是超越仇恨的感激。即使曾经用言语残酷地伤害过康宜教授的母亲,诅咒身陷囹圄的孙父“连骨灰都回不来”的大姨的女儿,作者在她身上也终于“看到了一种人性的崇高——那是经过受苦之后,感情净化之后,所历练出来的崇高”(《骨灰的救赎》)。

应该说,我对书中蕴涵的宗教感情并不习惯,这大概与我自小接受的无神论教育有关。不过,我还是非常欣赏作者一再表达的“爱”的哲学,因为那会使生命变得美丽动人,值得珍藏。多年来国内不断的政治运动,表彰的是“大义灭亲”,是“与反动家庭决裂”,是“谢本师”。诸如此类的背叛与告讦,培养的只是人们心中的仇怨。我的一位研究生同学,曾因一次会议论文集只收其摘要,而未能如其他年长的与会者一般照录全文,而恨恨地向我抱怨,一旦掌握发稿权后,凡遇此会议主持人来稿,一律“格退勿论”。虽然事出有因,但如此睚眦必报的怨毒心理,终令人惊惧。

由此记起十年前第一次读到孙康宜教授的著作《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时,曾经感慨于其《中文版序》与《英文版谢辞》中使用了那么多表达感谢的语言,而绝无重复累赘之嫌,恰与自己此类语汇的贫乏形成鲜明对比。翻阅过《把苦难收入行囊》后,我找到了答案:那是康宜教授心中充盈着的爱与感激的自然流露。

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学会感谢——这也是“珍藏生命”的必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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