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解放初期，每当大学招生，各个学校都会推介自己的优秀教授，用以吸引和招揽考生，增强他们树立专业思想的信心，立志向科学技术进军。这些教授确实具有卓越的学术声望，有的并享有国际知名度。由他们参与创造的大学教学条件和环境，是任谁也无法藐视他们的存在的。办学者们且都要千方百计设法网罗这类教学资源，以提高自己学校的学术品位，扩大社会影响。如回忆录《狱里狱外》中，就有记述当时复旦大学的领导，由于爱怜贾植芳先生的才学，出现了一段哀怨曲折又伤心悲酸的插曲便可证明。随后，大学开始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直到“文革”结束，其遭受的摧残使办学条件从此一蹶不振，学术水准随之一落千丈。期间，知识分子有的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有的作为“牛鬼蛇神”扫地出门，存下的都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所谓再教育，承受了十多年的折腾，唯到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大学才恢复生气，并有了气色与进步。浪费了一生中大好年华的教授，能有幸生存至今的已寥寥无几。像前不久以95高龄去世的上海音乐学院谭抒真教授，是与梅纽因一样享有世界声誉的音乐家，由他负责建造的上音礼堂，其音响效果受到苏联专家的啧啧称奇，经他手制作和生产的小提琴都成为了工艺品。他平时还爱好绘画，如此德艺双馨堪称天才的教授，在当今中国音乐界已属凤毛麟角。而在实施科教兴国的今天，却又碰上某些所谓教授竟然会面临“降级”的尴尬，教授职称的含金量也就可想而知。更有社会上与教育有关的咄咄怪事层出不穷，令人徒生无奈的感叹外，又想到学术腐败到底该如何防止与根治的问题。
聘任制的执行须要有监督，才能保证具有相应业务水平者谋位，消除劳逸和分配不公；否则，制度早晚也会变形走味。北大的A类3级校级关键岗，其实原本就是一级与二级教授的职务，其施教学科的学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或同等水平，而B类院系重点岗则是副教授与讲师职务，业务水平具有挑战和问鼎教授职位的实力。反右时期，不但教授就连讲师的发言也上了报纸，讲师的社会名望在当时可见一斑。由此可知，聘任制的导向仍然是人才激励机制，因为大学只能在不断自觉诞生教授的环境里求生并逐步做到教育和国际的接轨。建造这样的环境，必须铲除滋生学术腐败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