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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佛罗伦萨在哪里》是一本有关海外的随笔。该书是作者杨牧之先生利用出国访问之机，探讨异域文化所思所想的心得体会。杨先生还喜欢摄影，书中160余幅照片均出自其手。下文摘自该书。
2001年9月16日，下午。访问德国社会民主党总部。
出来时，我在走廊墙上挂着的一组照片中看到了那幅著名的照片，勃兰特总理跪在一座纪念碑前。
这段历史我清楚。1971年，勃兰特访问华沙，在一座纪念二战中被纳粹屠杀的50万波兰人纪念碑前，心情沉重。突然，他出乎所有在场人的意外，跪了下来。
据在场记者描述，刹那间，一片寂静，大家都惊呆了。很快，在场的人潸然泪下。
正在大街上抗议勃兰特来访的群众静默了，转而对这位德国总理表示了好感。随后，世界上许多国家为他发来贺电。就在这一年，他得到了很多荣誉：他在众多候选人中，以一致通过的票数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时代》周刊将他作为时代革新者政治家选为该杂志年度人物。
一位西方记者写道：“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做的人勇敢地做了。那些该下跪而没有下跪的人——因为他们不敢这样做，也许有的没有能力这样做。”
德国国内，以“总理下跪道歉”为题举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在被调查的52个不同年龄的德国人中，40人赞成下跪，认为这种意想不到的形式更好地表达了德国人民悔罪的诚意。另12个人，认为认罪是应该的，但不必以总理下跪的形式。这样做，太丢德国人的脸。
但整个德国群众以火炬游行支持勃兰特的行动。
这使我想到另一个二战时的军国主义国家。什么样的人不敢承认历史？不敢认错的人怎么能成大器？遮遮掩掩，这样那样，不过是政治上的侏儒。
座谈中，社民党总书记明特费林说：“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不论你愿意不愿意，它们都到来了。群众会有不同的想法，他们对外来文化不是都能理解。这就要求政治家宽容，推动时代前进。”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给亚太洲文化活动的题词说得好。他说：“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共同的东西，比我们意识到的多得多。”
发生了美国9·11事件之后，各国人民还会那么宽容包纳吗？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了进步，带来了发展，恐怕也会加剧贫困者与富有者的矛盾。然而，事情总是在变化着。9·11事件后，美国人民受到极大震动和冲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称：这次恐怖袭击对所有美国人“都是一场恶梦”，对国家、总统和所有美国人都是一个“脱胎换骨式的事件”。她又说：“美国对自身安全的思考方式已永远改变。”这是因为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本土却没有受到一点伤害；这是因为美国派兵，远涉重洋，打科索沃，打伊拉克，打世界上无论哪个角落只要是不听它招呼的国家，自以为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9·11”让他们目瞪口呆。
“9·11”事件的阴影，美国人民至今无法走出。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报道，一位死里逃生的在世贸大楼工作的职员，当看见无数游人参观已变为一座深坑的世贸大厦遗址时，她感到不寒而栗。对参观者来说，这是一段历史，但就她而言，这是一座打开的坟茔。那里埋葬着她的同事。事发的早上，他们同她并肩工作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两位妇女拿着相机走过来，请她给她们照一张合影。她一脸错愕地看着她们说：“不，不行！”
信任是友好合作的基础。一个民族，一个精神强大的民族，会（或应该）正确地总结历史，逃出狭隘和自我的误区。历史是千回百折的。历史已无数次教育我们，如果不能找到事件的原因以及为什么那么多人以生命相许，危险永远不会过去。
我身在柏林，很自然地想起柏林市中心的威廉大教堂。它是德国毁于二战炮火，而惟一未加修复的建筑。残破的框架，裸露的岩石，让人思考。耶稣像底座上刻着两句话：“宽恕我们吧。在上帝面前，让我们和解吧。”在它的注解文字中这样写道：“这里是一处提醒人们反对战争和毁灭、呼吁人类在上帝面前和解的地方。和平不能靠战争的残酷和毁灭的恐惧来达到，它只有靠人类真正的和解精神才能达到。”
人类的和解精神在哪里？在弱者手里还是在强者手里？在正义者手里还是在非正义者手里？我看正义者也要有力量，而且至少要势均力敌，弱国手里无外交。这一点耶稣没有告诉我们。
不知不觉中街灯都亮了。灯光打在威廉教堂的残骸上，大街像一条灯的长河，夜幕下，柏林更辉煌。
去英国之前，听说了牛津大学的一则轶事，让我这个本来对牛津大学就很尊敬的人又增加了几分好感。1996年，沙特阿拉伯一位富翁向牛津大学捐赠1400万美元。这1400万对经费不足的牛津大学来说无疑是让人兴奋的一笔大款子，但牛津大学管理委员会却以259票对214票做出了不接受这笔捐款的决定。原因何在？原来接受捐款和管理委员们的治学观念冲突。牛津大学一向主张治学为社会服务，甚至为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开设商业管理学课程，认为这是谋利的学问，不应该让学子们去学。当然，也有人说：“到手的钱不要，真是书生的清高与迂腐。”我却觉得牛津大学的管理委员们颇为可爱。
去牛津、剑桥参观，可以说是期待已久。一所大学为一个国家先后培养出29名首相（牛津）；一所大学为世界培养出6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剑桥），这是座什么样的大学？大思想家培根、斯宾赛、罗素，物理学家牛顿，大诗人弥尔顿、华滋华斯、拜伦，世界著名政治家尼赫鲁、贝·布托、翁山苏姬都出其门下，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著名诗人徐志摩也曾在这里读书，牛津、剑桥的魅力在哪里？
英国甚至全世界教育界，言必称牛津；英国甚至全世界的青年学子们都以进牛津为光荣，就连牛津、剑桥学生的一个小小的赛艇比赛，不但英国上下为之关注，似乎全世界都要看一看这一对老对头今天又是谁赢谁输。为什么？细细寻访，发人深思。
英国的高等教育规定，一般上大学，不需再进行入学考试，凭中学毕业成绩即可进入；但牛津、剑桥不行，进牛津、剑桥还要再考试。不是谁想读就可以去读，这是一；考试的竞争很激烈，淘汰率很高，录取率只有30％，敢考的人6个中取2个，这是二；据统计，被牛津录取的学生，85％拥有中学成绩优异毕业证书，这是三。三条一摆，对青年学生来说，进牛津读书，应该说是佼佼者的机会，是既痛苦又诱惑无限的事情，是光荣之路。好比鲤鱼跳龙门，跳不过去，摔回来是痛苦的，但一旦过了龙门，该是何等畅快！人生在世，可以为跳龙门而摔死，不能怕跳不过去而退缩，这正是众多学子的心愿吧？
然而，对英国社会来说，光荣之外另有深意。29个首相、63位诺贝尔获得者，这种成绩，这种结果，哪里还用大张旗鼓地宣传呢？这种名副其实的垄断，表示着牛津、剑桥是通向最高权力的重要而又充满希望的途径。他们每年为英国培养出一批知识权贵，其中的一些人将登上权力的高峰。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这种诱惑的分量。1979年那一届议会，339名保守党议员中，有94名来自牛津、75名来自剑桥。这些校友们又组成俱乐部、交友会，互相提携，同甘共苦，而且，由父一辈到子一辈，形成一个关系网，试想想，这该是一种什么局面？
光荣与梦想激发着莘莘学子，牛津、剑桥毕业生的灿烂前程和所形成的一种势力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牛津和剑桥正是这样向前发展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