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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38／1970）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1949／1968） 《在巨人的肩膀上》（1965） 《理论社会学》（1967） 《科学社会学》（1973）
2月24日，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曹聪自新加坡来电告知默顿教授已于23日逝世。那天《纽约时报》发表了考夫曼写的长篇讣文。虽然我知道近两年来，默顿一直重病缠身，但一旦听到噩耗，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慈祥、热情、健谈的大师了，内心还是感到深切的悲痛。
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年7月4日生于美国费城南部的一个贫民区。父母是东欧移民。他认为他进过的图书馆、学校、参加过的乐队，甚至少年团伙都对他的成长有益，为他提供了种种社会、文化、人文资本（只是没有金融资本）。1933年，他在哈佛大学科学史家萨顿的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35年完成，1938年发表在萨顿主编的刊物上。这是科学社会史（外史）的先驱性著作，也是科学社会学的先驱性著作。以后他继续研究科学社会学，写了一系列有关科学家精神气质、动机、行为、奖励等方面的论文。1973年汇编成《科学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一书，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一本经典著作。他因这方面的贡献，荣获1994年美国国家科学奖。
我最早知道并接触默顿的著作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具体负责的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为了提倡推动国内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科学社会学会议，翻译出版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一书，在四川一家出版社出版。《科学与哲学》杂志出了科学社会学专辑，选译了默顿《科学社会学》一书中的若干篇文章，其中也包括《科学的精神气质》一文。这样，默顿概括的“公有性，普遍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态度”等科学精神的提法就开始为国内学者所熟悉。但是当时我国尚未参加版权公约。我们也未同默顿有所联系。20世纪90年代末，商务印书馆把《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要我重新校译，补足过去删去的注释、附录、索引。在校译过程中，我和默顿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他为我把一些拉丁文、法文的引文译成英文。还为中文版写了万余字的前言。我发现了原书中有个别的排印小错误，告诉他后，他很高兴，说很多年来，都没人注意到。
2000年夏，我去纽约参加女儿获得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的毕业典礼。趁此机会，我和老伴去哥大附近河滨路默顿教授的住宅拜访了他。这是初次见面。他身躯修长，非常热情、健谈。送我好几本著作，题了词，称我为“远方的朋友”。他给我们看他儿子R. C.默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状的复制件。当他知道我女儿也是哥大的学生，也学金融学，感到十分欣喜。一定要我们下次带女儿去看他。他还让我们品尝了他的爱尔兰名酒。临别时他告诉我书架上的一个雕塑是他一位好友的头像。这位好友是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获得者。他去世前把全部作品捐赠博物馆。只把这个头像送给默顿作为纪念。
第二次我们带女儿去看他。他像对自己孙女似的，与她进行了亲切交谈，并表示以后如有机会，要介绍给他的儿子。2001年9月，我又去纽约。几次约见他，他都因病不能见我。直到2002年初，在我回国前不久，才同意我去看望他。他告诉我，他动了四次癌症手术（据说，他在这以后又动了两次癌症手术）。当时他术后不久，又在伏案工作了。他对布什的内政外交政策都很不满，认为是代表了富人的利益。那次，他还送了我一本新版的著作。那天还见到了他的夫人朱克曼。她曾是哥大的社会学系主任和教授。现在是梅隆基金会主要负责人之一。默顿说，该基金会近来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编制光盘，把全世界几千种著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期刊的论文收录在内。
2002年底，我又到纽约。今年新年我发去了拜年的电子邮件。没有得到回应。（过去他都是有信必回，而且很快就回。）我听说他身体不佳，也就不敢再去打扰他。想不到此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
默顿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他的贡献决不仅限于科学社会学方面。他研究过大众媒介的作用，社会结构与动乱，不轨行为与犯罪，种族主义，历史的社会视角……他以前的学生，现任哥大教务长J. R.科尔说，假如社会学也有诺贝尔奖，默顿必定得奖。默顿曾长期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教授，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他的一生，伴随着美国社会学的成长、成熟和壮大。只是我对社会学所知太少。希望国内有社会学家对他的社会学成就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
默顿还研究文学和词源学。他写过一本《在巨人的肩膀上》。他在1942年就指出，牛顿的名言“我之所以看得更远，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样的话，自12世纪以来，有一些人已多次说过。此后默顿花了23年时间，旁征博引，写成了这本奇书，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近三年半来，他应一位意大利的出版商之约，整理他1955年写的一部未发表的手稿，准备用意大利文出版。题目是“Serendipity的旅行和冒险”。这是有关历史语义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他在和我通信和面谈中，多次问过这个词的中文译法。我根据英汉词典告诉他是“易于偶然发现珍贵事物的运气”。他要我用汉字写出来，又把它译成英文。我当时很奇怪，他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词。原来他三年多来，一直在改写这本书。他以带病之身，每天早晨4点30分就开始工作，查资料，做索引，写卡片，身边有15只猫陪伴着。据他夫人朱克曼说，在他去世前4天，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已答应出版此书的英文版。这对他老人家也是一个安慰吧。
默顿除了儿子，还有两个女儿，9个孙儿或外孙，9个曾孙或曾外孙。
哲人已逝。但他留下的许多精神财富，我们中国学者还有许多没有了解，没有介绍。默顿生前那种孜孜不倦、博大精深的治学精神，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附注：本文3月1日写于纽约曼哈顿。文中引用了考夫曼写的讣文中的若干材料，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