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支书谢惠敏是《班主任》的主要角色之一，她迷信四人帮的宣传，认为《牛虻》、《青春之歌》都是黄色书刊、都是“毒草”。可悲的是她从未阅读过这些书刊。也许今天不会再有人先入为主地认为《牛虻》是“毒草”了，然而我仍然能看到谢惠敏的影子。
刘先生在《底线守卫者》中认为，“人文科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对科技的迅猛……的推进，设置底线，而人文科学领域的人士，包括作家，应成为这底线的守卫者”。每个人都可能是自己的“底线守卫者”，每个人都可以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原则。毫无疑问，谢惠敏守卫错了，关键原因在于她并不了解她所守卫的底线是否真正有价值。同样，人文领域的人士在一些科学技术问题上所守卫的底线几乎都缺乏根据，他们就如同没有看过《牛虻》就认为那是“毒草”的谢惠敏。如果他们去了解一下科学，就会发现，这些底线没有守卫的理由。
由于我们正在与科学打交道，“我认为”式的证据就不能算数。如果某位科学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却只用“我认为”来支撑见解，那么他就会遭到同行的不信任。更糟糕的是，考虑到每个人的“我认为”都可能不同，我们如何达成一致的“我认为”？以克隆技术为例，有些人“我认为”应该只禁止生殖性克隆，有些人“我认为”应该连治疗性克隆一起禁止，还有些人“我认为”不能研究胚胎干细胞；最极端的是邪教教徒，他们“我认为”不应该求助于任何现代医学。也许下一个“我认为”就是焚书坑儒，我们也应该出于“我认为”的理由而保卫一条愚昧的底线吗？
在我看来，用假设代替论证更令人费神。总有人提出如下的问题：假如有一天我们实现了X，会不会造成世界毁灭这种Y后果呢？要简单地给出一个否定论证几乎是一个不可能任务，但是如果按照假设的逻辑，我们会面临一个寸步难行的局面。世界上每年有很多科幻小说描绘了科学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我们要为每一部小说带来的“底线”疲于奔命。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为一个“长期不可能型”的底线付出太多的精力。与这个“底线”被突破的概率相比（前提是它真的会导致人类毁灭），防止这种未知的突破的代价实在太大了。这可以简单地类比为一种人生态度：如果有人告诉你40年后你会遭遇一场灾祸，你会为此担惊受怕半辈子吗？
一个非同寻常的假设，总需要一个非同寻常的证据。对于每一个导致世界毁灭的假设，都需要科学的、严格的质疑，正如科学家对待一个新理论所持的怀疑主义态度，这样才能得到一个可靠的结论。与人们想象的相反，最严格和最可靠的警告是由科学作出的。全球变暖的警告提醒我们应该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但是这样的一个结论来自全世界上千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人文领域人士的感觉。如果仅凭内心的感觉，有的人会认为地球变冷了，还有人会认为地球的气候发了精神病。当有人问卡尔·萨根，他的内心对地外文明怎么想的时候（萨根曾经说过，如果找到地外文明，没有人会比他更高兴），他回答说：“我尽力不用内心去想，实际上，在找到证据之前先不要做出判断，这是正确的”（卡尔·萨根：《怀疑论的负担》，原载《怀疑的探索者》杂志）。在其他任何领域，找到证据之前先不要做出判断，这同样是正确的。尽管困难，但这是我们要尽力做到的。
刘先生在《底线守卫者》中对于克隆人的质疑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我认为薛人望先生已经针对刘先生的这些假设进行了解释，在这里我也不妨解释一下：首先是，所谓的“肉质机器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直接克隆人，以及对人进行基因改造效率更高，正如有流水线的汽车厂不会东拼西凑零件手工敲打出一辆辆汽车。当克隆人出生之后，就从生物学本质到人的基本权利与你我没有差别，谈不上“机器人”。其次，各个宗教对于克隆人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是今天任何宗教都不能因为自己的信仰而烧死任何人，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被宗教教条束缚，或者认为克隆人让教徒不高兴，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人……应保持一定的偶然性、神秘性、自在性，才能建立基本尊严”则是一个“我认为”式的证据，它让我想到一个很好的反例：试管婴儿。当初有人认为试管婴儿技术威胁了文明的所有结构和观念，但事实上那并没有发生，或者说这种“威胁”某种程度上被消解了。
薛先生没有说服刘先生，在我看来这并不意外——正如我也不敢指望我的这篇文章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原因在于，刘先生在科学问题上可以类比为谢惠敏：如果不能真正了解科学，凭借自身直觉做出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经由媒体“一边倒”的信息而得来的判断往往是不可靠的。
在《班主任》中，主人公张老师认为，对谢惠敏这样的孩子，“分析过于复杂的生活现象和精华糟粕并存的文艺作品，需要充裕的时间和适宜的场合”。对于包括刘先生在内的人文领域的人士，首要任务并不是急急忙忙成为“底线守卫者”，而是要认真地理解科学，避免成为谢惠敏式的人。
改变谢惠敏也许是张老师最棘手的任务，提高所有人的科学素质同样困难。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几天之内从门外汉变成对科学的行家里手。我们需要时间。在此之前，当有人主张要保卫一个“底线”的时候，我建议他不妨至少用10000字，把问题的定义到理由完整写下来，对每一个理由问一个“为什么”，然后把它拿给专家进行评议，对于专家的意见进行答辩。最终你也许会发现，困难之处不在于保卫某条“底线”，而在于：首先如何找到一条真实存在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