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回忆起我刚刚过完了19岁生日，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即《青春万岁》）的情景。当时我觉得它像一个总攻击的决定，是一个战略决策，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是一个决定今后一生方向的壮举，当然也是一个冒险，是一个狂妄之举。因为所有的忠告都是说初学写作应该从百字小文千字小文做起。
我高兴我的这个决定，我满意我的这个决定。我从小就敢于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14岁还差5天我就唱着冼星海的歌儿参加了地下共产党：
路是我们开哟， 树是我们栽哟， 摩天楼是我们亲手 造起来哟，造起来哟！ 好汉子当大无畏， 运着铁腕去， 创造新世界哟， 创造新世界哟！
而在1963年秋，我与妻子用了不到5分钟时间就商量好了，举家西迁去新疆。
然而年轻人的热情又太洋溢了。我决定了要写作以后，那最初一年写出草稿的过程简直就和得了热病一样。志向一经确定就不再是幻想梦境，而是巨大的实践，是一系列问题的挑战与应答，是沉重如山的劳务。这样，才知道自己离志向有多么远，即自己实行志向的准备是多么可怜。文学如海，志向如山，我知道我自己的那点敏感和才华积累，不过是大地上的一粒芥子，海浪中的一个泡沫，山脚下的一粒沙子。一部长篇小说，足以把一个19岁的青年吞噬。结构、语言、章节、段落、人物塑造、抒情独白，这些东西我一想起来就恨不得号陶大哭，恨不得从楼上跳下去。原来写一部书要想那么多事情，要做那么多决定，要让那么多人活让他们出台，让另一些人走开甚至让另一些人死掉。而每一个字写到纸上以后，就有了灵气，就带上了悲欢，就叫做栩栩如生啦。栩栩如生是什么？就是文字成了精，头脑成了神，结构成了交响乐，感情获得了永生，你的声音将传到一间又一间房屋一个又一个心灵。而小说成了一个你创造的崭新的世界，你的写作过程只能与上帝的创世过程相比！
学而后知不足，立志而后知不足，投入而后知不足。如果当初就知道文学有这么大的胃口，文学需要这么多的投入，文学要用去我的这么多生命；如果知道文学需要我冒这么多风险，需要我放弃青云直上、颐指气使、驾轻就熟、八面威风的可能，我当初还敢作出那样的决定吗？然而这里并没有疑问，我只能也一定会那样决定：我以我血荐文学。我的回答是：“是的。”我有许多的话要倾诉、要抒发、要记录、要表达，我压根就期待着翻山越海，乘风破浪，全力搏击，一显身手。向自己挑战，向自己提出大大超标的要求的正是我自己！这就是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价值，这就是我的选择，这就是我的快乐，这也就是我的痛苦。活一辈子，连正经的痛苦都没经历过岂不是白活一回？岂不是在枉走人间？我什么时候都没有忘情过文学，文学也就没有忘记过我。我不会忘记1953年11月的那个初冬季节，它改变了决定了我的一生。
（摘自《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王蒙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