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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帆，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著作有《冲突的文学》、《文学的维度》、《隐蔽的成规》、《双重视域》、《文学理论新读本》等多种。
很久以前，人们就开始抱怨文学批评的缺席。20世纪90年代开始，众多批评家纷纷撤出文学前沿，另谋出路。他们一度是缔造80年代文学史的重要人物。批评家的许多概括和命名一锤定音，批评家与作家的种种对话、争辩——甚至他们的谬见——均有推波助澜之效。批评是80年代文学氛围的有机组成部分。相形之下，90年代的文学是寂寞的。“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文学舞台上仅仅剩下了作家的独白。如果说，某些声名显赫的作家周围不乏批评家的踪影，那么，诸多成长之中的作家几乎得不到文学批评的任何眷顾。换句话说，批评不再介入文学的“现在进行时”，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并且承担责任。批评抛下了文学享清福去了。如何解释这个刺眼的文学事实？也许，兴趣的转移、气氛改变都是一些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是，我更想追溯的是文学体制的一个重大转折：杂志退隐，学院崛起。这也许与另一个90年代的口号遥相呼应：思想淡出，学术登场。
文学杂志是80年代文学的组织者。从《收获》、《上海文学》到《北京文学》、《十月》，文学杂志制造种种文学聚会，发掘和推介了一大批富有潜力的作家，并且利用约稿或者改稿的机会传播特定的文学趣味，甚至引导某种文学派别的形成。当时，许多批评家活跃在文学杂志周围，加入作家的一系列活动，并且在文学杂志提供的版面上及时地发表尖锐的褒贬，宣谕自己的文学主张。目光炯炯的批评家站在身后，这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监督。不论正面地赞许还是挑剔和否定，他们的声音有效地激励了作家的创造精神。如果这一段文学史可以视为作家与批评家的蜜月期，那么，文学杂志充当了尽职的媒人。然而，如今文学杂志风光不再，甚至难以为继。文学杂志的衰落具有复杂的原因，总之，它们已经承担不了组织文学的重任。这时，批评家星散而去，大部分转到了学院的大麾之下。
学院的崛起是90年代之后另一个重大文化事件。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大学是新文化启蒙的策源地，那么，现今的学院被视为接受全球化挑战的桥头堡。教育、科学技术在国际竞争之中的意义终于为学院赢得了一定的尊严和地位。从物质到荣誉，学院都开始显出了号召力。教授、博士、课题、研究基金——这些学院体制的产物同时包含了收入和社会待遇。经过严谨的分类和切割，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由学院的文学系负责研究。这时，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显示了微妙然而重要的差别。如果说，后者常常沉溺于文学的魅力，常常以文学作品为核心，那么，前者更乐于考察文学周围的知识，例如作家年谱，作品版本或者成书年代，字句的训诂、考据，如此等等。虽然考据、义理、辞章各擅胜场，但是，至少在目前，“考据”更为投合学院体制。见仁见智，趣味无争辩，灵魂的冒险或者思想游戏，这一切更像是机智和才气的产物，甚至有徒逞口舌之利的嫌疑。学院必须研究“硬”知识，必须提交“科学论断”。对于文学研究来说，一个结论必须是故纸堆里翻出来的，而不是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学术规范”不仅是教授们挂在嘴边的一个训诫，而且是论述的模式乃至论文的格式。游谈无根被视为肤浅的标志，注释的数量代表了扎实的程度。一系列成文不成文的规定形成了文学系的某些价值观念：重学者而轻文人，重语言学而轻文学，重古典文学而轻现当代文学，重文学史而轻文学理论。于是，“学院派”再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学院体制正在显示出愈来愈强的控制力；一大批批评家改弦更张，中规中矩地当教授去了。
也许，许多人愿意承认学院的文学系正在出现一个变化：文学理论正在逐渐得到重视。可以看到，众多西方的文学理论派别纷纷登陆，盘踞了教授们的讲坛。大规模的翻译组织的理论旅行终于显出了成效。从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到后殖民主义，这些理论已经在西方的学院得到认可证书。尽管对于弗洛伊德心存疑虑，或者弄不清结构主义的基本涵义，但是，学院愿意对这些不无古怪的学说网开一面。一些新锐理论家开始在能指嬉戏、欲望的写作或者东方主义这些术语之下重新集结，并且自命为“学院派批评家”。有些冬烘先生依旧不以为然，可是，学院派批评家擅长的英文注释有效地封住了他们的嘴。简单地讥笑学院派批评家只会贩卖新名词肯定不公平。但是，必须承认，学院派批评家多半是围绕一些理论设计的话题从事研究。俄狄浦斯情结？隐蔽的性别歧视？复杂的象征结构？白人中心主义或者欧洲中心主义？如果无法纳入这些话题，学院派批评家往往提不起兴趣。他们不愿意在一般的意义上谈论一部作品，评判优劣，或者陈述自己的联想和印象——浮光掠影的印象主义批评已经成为学院批评家的耻辱，幼稚的煽情只能赢得刻薄的奚落。
有趣的是，没有多少作家看得上学院派批评家。作家往往讥笑批评家的话题大而无当，一套又一套生涩的推论成了迂腐无能的标记。作家专注细部刻镂，沉湎于一时一地的氛围；这些经验主义者对于知识分子故弄玄虚十分反感。他们看来，一大堆空洞苍白的概念根本套不住诡异多变的现实。显然，他们低估了理论的强大支配能力。抬头纵观一定长度的历史即可察觉，理论正在愈来愈密集地织入现实，愈来愈有力地左右现实的方向。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剩余价值”、“市场经济”这些大概念，20世纪的历史肯定与现在不一样。过分地蔑视理论的人时常不知不觉地被理论捕获——他们太大意了。然而，这不能掩盖另一个事实：目前的文学批评无法和文学对话，特别是与成长之中的文学对话。因此，提出学院派批评家必须从普遍的话题进入具体的作品，这肯定是合理的要求。普遍的话题不可能代替具体的作品分析，不可能代替每一个作家文学性格的刻画。愈来愈多的人发现，这方面正在成为文学批评的空档。读者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文学批评的真知灼见了。
也许，这种空档即将结束。许多迹象表明，大众传媒正在乘虚而入，依靠种种人为的声势主宰读者的趣味，迷惑他们的判断，甚至以独特的手段动摇作家的内心。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有价值的文学，一套新的标准和一批新的文学偶像正在诞生。大众传媒开始对文学的传播和评判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并且开始根据传媒运作的商业特征物色自己的批评家。的确，人们没有任何理由鄙视大众传媒的观点，但是必须承认，这种观点与学院派批评家的理论具有很大的距离。
也许，学院体制必须考虑一个问题：有没有必要将活的文学纳入视野？经典不是文学的全部。或许这是学院体制隐含的一个悖论：如果学院批评家始终不屑于对尚未成为经典的作品发言，文学史提名的可靠基础是什么？学院批评家不敢走出现成的话题设计而进入未知的作品，这种怯懦的根本原因是对手里的理论缺乏自信——尽管这种怯懦多半可以得到学院体制的掩护。文学批评缺席，这是文学杂志萎缩之后留出的空缺。谁将填补这个空缺——学院，还是大众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