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的文章发表后，舒芜先生立即撰一文，名曰“周汝昌乎？张友鸾乎？”，发表在《中华读书报》（2000／10／19）上，认为组长应是张友鸾，而不是周汝昌。
于是乎，围绕周汝昌是否担任过古典室小说组组长的这件事，各媒体、网站皆以醒目大标题纷纷炒作，对周汝昌的人品产生了怀疑。
那么，难道是周汝昌在编造故事吗？
1952年至1954年，周汝昌在成都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外文系当了两年讲师。1953年秋天，他的《红楼梦新证》问世后，聂绀弩先生有致赏之心，于是烦请林辰先生函邀周汝昌到他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工作。周汝昌当然愿意进京，而彼时四川大学不放行，几经力争，冯雪峰社长又请中宣部下调令，方得如愿。
1954年春夏之交，周汝昌回到了北京。
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室编辑的周汝昌，接受的第一个工作任务是聂绀弩要他“恢复”《三国演义》里被删的题咏诗。因该社已印的版本擅将那些诗句删掉了。聂绀弩说：“毛主席指示，那些诗不能删，要恢复原文。”
周汝昌补完诗后问聂绀弩：要不要再核校一下正文？聂绀弩说：那就校校吧。周汝昌一校之后，发现了大量问题，改正后，写了一份很长的工作报告，交给聂绀弩。
不久聂绀弩将报告送来，面有喜色地对周汝昌说：“报告大受称赞！你写篇文，给《光明日报》替新版宣传宣传！”后来才知道，原来周汝昌是受到了巴人（王任叔）的称赞。
不久，聂绀弩便“任命”周汝昌为小说组组长，时值1955年。
经翻阅，有以下材料，请看——
【一】聂绀弩给周汝昌的信：
周汝昌同志： 小说组同志目前工作稍闲，请考虑作下列数事： 一，搜集近来发表的关于小说的论文，编成一书。 二，搜集五四以来的同样论文，编成一书。 三，把儿女英雄、老残、三宝、三侠五义，等分看一遍，提出意见。 四，把冯雪峰同志谈水浒文章读一次，准备学习发言。 如何细分，组内自己讨论。
〖二〗周汝昌的工作意见：
看了绀弩同志的指示，我个人这样想法： 关于（一），可尽先准备，随时留意。先尽量搜罗，然后再谈去取、体例等实际问题。至于此类论文，今后将不断出现，截至何时告一段落？是否视已够“成一册书”的数量而定，或是有其他原则，有赖大家考虑。大家会商指定专人负责，大家协助。 关于（二），我们已列入计划，作为一九五六年的后备部分。似可在作完（一）之后进行（当然也可以同时进行）。 关于（三），我们四员大将先分工各择一部书看起来，或是愿担任编（一）（二）项工作的同志不看，不担任的分看。 关于（四），是我们四员大将共通的工作，可以自己灵活掌握。 先请同志们传看指示，务请把想到的意见写出，（有必要时再会谈一下。这样对聋子方便些）并望自动选工作（愿编（一）或（二）或兼（一）、（二））和选书看（儿女、老残、三宝、七侠等）一并记在纸条上，我们好统一分配。 张、黄、陈三同志
小弟汝昌24／8
〖三〗张友鸾的回复：
1，工作请由领导上指定。（要求如何，也请说明。）个人无意见。 2，学习当遵指示去阅读。 张友鸾24／8
根据以上的三份书面文字，我们可以得知：
（1）聂绀弩是以领导身份给周汝昌下达小说组的工作指示；
（2）周汝昌得到聂的指示后，明确给张、黄、陈三位布置具体工作；
（3）张友鸾对领导上的回复。
（4）“我们四员大将”应为张友鸾、黄肃秋、陈（启明？）、周汝昌（聋子）。
（5）时间当为1955年。
由上，聂、周、张三位各自的身份、角色，一目了然：
（1）聂绀弩是古典室主任；
（2）周汝昌是小说组组长；
（3）张友鸾、黄肃秋、陈（启明？）是组员。
由此可以断定：周汝昌在1955年担任过小说组组长，是确定无疑的。
后来，“当”上了小说组组长后的周汝昌，心中十分惶恐，因为多年一直在高校，许多事不懂，十分为难，便找聂绀弩辞“长”之任命。聂说：“没什么，你只管做，有不熟悉的可找张友鸾帮你。”
周汝昌没有辞下来，跟着就要他作一份当年下半年的“文稿计划”，要按月份列出拟出的书名来。这下子可更把他难住了！
无奈何，到邻室去找张老了。
张老是个老报人老编辑，老练非凡。见周去求他，说：“听领导的指示！”——其语亦庄亦谐，不卑不亢，可也很“厉害”！那“领导”二字即指周汝昌这“组长”新头衔了。还不止此，后来重校《红楼梦》时，也还是让周汝昌当“组长”，还列了人名单子，计划做法等等。
后来由于批俞、批胡而扯及周汝昌，小说“组长”即不了了之。
张友鸾后来接任而且久任，是人人皆知的事实。
本来一个芝麻大的“小组长”，一条简简单单之人生足迹，竟被当时并非小说组成员的舒芜先生大笔一挥抹去……。假若一定要“编”，周汝昌何不造一个大点儿的官儿，岂不比这“露脸”得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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