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文字研究肇端于汉代，当时对古文经书的整理开启了战国文字研究的先河。宋代郭忠恕的《汗简》和夏竦的《古文四声韵》，则是全面著录战国古文形体的最早的著作。这两部著作在今天日益显现出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末以来，随着古文字资料整理和著录之风的盛行，战国文字重新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其中吴大?的《说文古籀补》是不能不提的一部书。在此书中吴大?收录了如古玺等众多战国文字形体并加以隶释，其中许多隶释是非常精当的，这在对战国文字的了解还非常浅显、对比资料十分匮乏的当时，就显得更为可贵。
国学大师王国维对战国文字的研究具有理论上的建树和创新，他的《史籀篇疏证序》、《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桐乡徐氏印谱序》等著名的文章，彻底揭示了战国古文和籀文的真伪、来源、使用地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战国文字研究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向。
上世纪40年代末朱德熙先生几篇考释战国文字的文章，在方法论上为科学的战国文字研究提供了典范。
上世纪50年代，李学勤先生的《战国题铭概述》一文，标志着战国文字研究走上了科学系统的轨道。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等文字资料，为战国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鲜素材，极大地刺激了战国文字研究的全面展开，掀起了古文字研究领域中对战国文字研究的热潮。从此有关战国文字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资料积累和理论建设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可以说此时的战国文字研究已经与甲骨文研究和金文研究真正并驾齐驱，并从古文字研究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新的分支。
任何一门学问，都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建设和资料积累，只有这样才能总结经验，推动学术向前发展。战国文字研究也是如此。近些年来出版的各种战国文字字典，就是这种资料积累工作的收获。应该看到，有些人对这些资料积累工作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认为这只是一种简单的搜集编排，学术含量不高。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一部好的字典不光只是资料，应该做到透过资料可以真切地掌握学术界的最新信息和最高成果，应该可以看出编者的研究路数和辨别能力。学术界要克服对于资料积累工作“大家不为，小家不能”的被动局面。《战国文字编》的出版，在资料的积累工作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是值得推许和学习的。
《战国文字编》所收战国文字资料涵盖了整个战国文字领域，举凡青铜器铭文、陶文、玺印文字、封泥文字、简牍文字、帛书文字、玉石铭文、货币文字等皆包括在内。这些资料中有些出于国内不易见到的书籍，如《珍秦斋古印展》、《平庵考藏古玺印选》等，可以看出编者搜讨之细，网罗之精。所收资料皆用原形，不失真，让使用者可以放心使用。在面对如此众多的战国文字形体时，如果一味地追求丰富，也会让编者陷入泥沼。而最佳的办法是以多多建立字头为主，每一字头下所收形体的多寡则个案处理，灵活掌握。但一般原则是以形体不同的构形为标准，过多的相似字形则加以简化，这样就避免了漫羡繁复，也显得眉目清楚，便于使用。总之在丰富的字形和突出字头并眉目清楚之间的平衡上，《战国文字编》妥善地把握了尺度，值得后来者学习和效法。
一部古文字字典的优劣，很大程度上要看编者隶释古文字的水平。而这种水平的高低，主要是通过对学术界的最新成果的取舍和抉择来体现的。在这一点上，《战国文字编》可以说做得比较好。如19页释“璎”、50页释“葱”、72页释写法特殊的“各”字、94页释“适”字、129页释古玺3484、5435“嚣”字、237页释“羝”字、367页释“枕”字、410释“就”字、441页释“沙”字、453页释“巷”字、593页释“亮”字、595页释“视”字、896页释“亩”字、912页释“镯”等等，都吸收采纳了学术界的最新释法，反映出编者对学术界最新成果和信息的熟练掌握。
《战国文字编》的编辑、印刷都属上乘。一部好的字典应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战国文字编》在这方面堪称范例。字形与行格距离和比例恰当；造字标准，布局合理，偏旁笔画处理妥帖；每个字形之下所标出处，不避繁琐，皆用铅字排版，整齐美观。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本书的主编汤馀惠先生。汤先生是于省吾先生的高足，道德文章皆为楷模。一生淡泊名利，处世低调，全身心投入他热爱的古文字研究事业，于战国文字研究尤其造诣精深，享誉于学术界。本书的编写，凝聚了汤先生的很多心血。只因身患癌症，他年仅50余就离开了人世，竟然未能看到本书的出版，着实令人扼腕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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