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鲁迅主要是一位文化思想家。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终其一生，究其全部作品，鲁迅始终将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展开自己的探讨和剖析。文化进入他的探究和表现视野，化为极其宏阔深邃的命题，举凡对民众能起教化作用的、有审美价值的一切精神文化现象，都是他关注的对象，并无不引发强烈的精神文化效应。张梦阳深谙此理，因而不把鲁迅和鲁研史当作一种纯学术研究，包括横亘近一个世纪以来对鲁迅的评价、质疑，甚至诽谤苛责，张都视其为奇特而殊异的精神文化现象，或精神文化现象的投影。沿着这个视角，许多难点问题被发现了，而且解决得举重若轻。比如为什么共产党推崇的是鲁迅而不是胡适、梁实秋，为什么国民党却恰恰相反，张著并未简单地从政治利害冲突去剖析，而是从深层次的精神文化背景去开掘，辨析了“冷战”背后所隐含的两大精神文化体系的对峙。对鲁迅自己与英美派知识分子如新月派等的冲突，也没有仅视其为私人恩怨，或仅归结为出身及教育背景的差异造成的立场与观点的冲突，仍是从精神文化的角度概括为东方精神文化与西方精神文化的对峙。这种科学还原的思维方式不但对我们极具启发性，也引导我们能在更丰富的话语氛围中去辨析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现象，更深层次地去理解鲁迅。
张梦阳不仅将鲁迅，同时也将鲁迅研究的历史进程叠加在一起，构架起自己独具特色的鲁迅学史。作为20世纪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鲁迅研究，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上，而且在若干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几代研究者在“鲁门乳汁”哺育下辛勤劳作，呈现出各自心灵的异彩。张著从界定鲁迅学和鲁迅学史的概念内涵、阐明研究鲁迅学史的意义出发，宏观上描述作为20世纪精神文化现象的鲁迅学的发展史，又从学术哲学的高度反思鲁迅学研究中的认知逻辑、思维方式和学术范型等等，但充盈全书的，始终离不开一个个、一部部、一篇篇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对不同时段、不同背景、不同语境中的研究成果，包括各种原因导致的苛责驳难，张著都牢牢把握精神文化现象这一基点，不仅在原材料的取舍上丰俭有度，而且力戒主观随意性，代之以客观公允，严谨真实，释析得体，量度准确。如张梦阳所言：“一部中国鲁迅学史，其实就是一部‘鲁迅映像’与‘鲁迅本体’之间不断悖离又不断契合的历史。”“鲁迅映像”所传达出的又岂止是研究者的看法，它折射出20世纪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和心灵史，同鲁迅主体的叠合更丰富了20世纪一种特异的精神文化现象。从20年代出现的对鲁迅杂文截然相反的评价中，他看出了这绝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或艺术问题，而是与时代精神及政治经济基础紧相联系的实质上也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问题。高长虹与鲁迅从合作到冲突原因似复杂，但实质却是狂飙社尼采精神与鲁迅精神的碰撞。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攻击，张著重在总结教训。即使对谨公的意见也没有一概否定，而是认为“对鲁迅是可以批评的，但是持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就不可取了”。（事实证明，玩世不恭和哗众取宠在后来的鲁迅研究史上层出不穷，及时敲敲警钟，实在必要。）30年代施蛰存对鲁迅杂文有褒有贬，在当时不为人理解，连鲁迅本人也有所误会，但张梦阳却以科学审慎的态度，拨开迷雾，充分肯定其可贵的学理精神，认为施蛰存第一次以世界杂文史为参照，观照鲁迅杂文，是中国鲁迅研究史上的“首创”。将近百年来的鲁迅研究成果，融入鲁迅其人其文作为20世纪精神文化现象的精要去思考，确使张著获得了一种客观、明晰而独特的研究视角。例如对胡风的鲁迅研究如何还原了鲁迅本体复杂而矛盾的原真性，而冯雪峰的鲁迅论又如何与胡风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精神现象史”上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文化流派”，都颇能发研究者之未发，使张著在已有的鲁迅史成果中独树一帜，引人注目。
笔者之所以特别珍视张著对“三种精神文化现象”的叠合，很重要的在于作者张梦阳本人及其著作同样也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当然，要写好这样一部《中国鲁迅学通史》需要有卓越的史识和很高的理论思维水平，需要多向性的、多极化的思辨能力。事实上，张著确以鲁迅研究中学理化的问题为核心，以学理精神的萌芽、初步奠定、进展、挫折、复兴和升华等构建起全书的骨架，但充填进去的“血肉”却是研究者和再研究者的主体精神状态及其丰实的原材料，使之成为一部血肉充盈的“性情之作”，一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心心相印的性情之作。构建一个如此庞大的系统工程，先要找到一个支撑点，才能获得整合力。正如《野草》24篇居于正中第12篇位置的《过客》，不仅体现了《野草》的精髓，也支撑起了整部《野草》。三种精神文化现象的叠合就是张梦阳的支撑点和制高点。张梦阳自己就是为鲁迅研究而生活而工作，他的阿Q研究，他的这部《通史》，实际上都是鲁研历程中的“炼狱”，蕴涵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尽劫难后的痛苦经验和深刻感悟。这“五味瓶”般的体验和感悟“磨合”到众多研究对象的论著和心灵中，怎能不感人至深，发人深省？！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专著，首开鲁研学理化的道路。张著评价李“毕其一生，无论遭到多么大的灾难和不幸，都一如既往，始终不懈地坚持独立思考、独立评论、独立分析的科学态度。”他的遭遇“折射出一部独立知识分子的精神罹难史”。字里行间，让我们深深体悟到作者以及几代知识分子的身世感。“陈涌是用自己的骨头、蘸着血，写作鲁迅研究论文的。”这都被张著“磨合”为“20世纪中国的一道悲壮、灿烂的精神文化的奇迹。”他从心底深深地敬佩这些真诚的研究者，包括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和他们在心灵上取得了强烈的共鸣。他抓住了他们并通过他们抓住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性根由，在取与舍，褒与贬，甚至择取再研究的切入点上都用心良苦，既突出学理精神，又焕发感情色彩。在新时期鲁研学理精神的重振、反思与升华中，张著特别将王得后和林非列专节评述，除了因这两位学者自身研究成果的坚实外，可以看出是由于他们对鲁迅“立人”思想主张的开掘阐释，学者们对“人”的呼唤，既契合了鲁迅毕其一生的追求，又引发了张梦阳内心深处的共鸣，三种精神文化现象在此得到磨合。总之，鲁迅、鲁迅研究者、鲁迅研究学史的工作者，构成了相互独立又相互重叠的三种精神文化现象。张梦阳从心底敬爱这些真诚的研究者，在心灵上主动与之磨合，不将研究者的成果、生命体验包括他们的命运视为孤立的事件，而是视为具有强烈时代特色的精神文化现象，甚至可以将其从鲁迅研究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精神文化史来看待。“主”“客”的磨合，知、情、意的统一，是决定张著成功的重要原因。
一部“宏观反思卷”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也是在所难免的。对90年代的鲁研成果，可能由于历史“沉淀”得尚不够，阐释和评价中显得不如此前大部分篇章血肉丰满。撒网式地意图一网打尽，结果反会遗漏一些重要成果，未能将鲁研成果中一些代表实质性进展的“点”，像前面那样清晰地“画”出“学术链”。相信正在完成的“微观梳理卷”能够弥补。此外，学界似应共同严肃对待一个“民间鲁迅形象问题”。显然，不论鲁迅多么杰出和伟大，并不是全体民众都理解、喜爱、尊崇他。历史上经过多少次“神化”和“丑化”鲁迅，近期主要是“俗化”他。其实这种倾向更多地存在于民间。鲁迅的心是和广大民众最相通的，但他在民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象，不同历史时期的鲁迅形象反映了怎样的时代特色，“俗化”鲁迅是出于什么心理，学术研究成果对民间鲁迅形象的影响又有多大，如果能将这些问题收入鲁迅学史，也许会使学史更趋完备。希望这不是笔者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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