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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路与周一良 |
2001年8月6日，中国美术界的一颗希望之星突然陨落，给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蒙上一抹悲哀的阴云。人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这位回旋于美术与史学之交叉学科、活跃于亚洲与欧美之国际舞台的艺坛奇才，正当年富力强、前途无量，生命之火却突然熄灭了。
当你翻开这部图文并茂的书籍，也许会陶醉于浓郁的艺术氛围；当你读完这部考论兼善的著作，大概已迷恋于深邃的知识海洋。可是，你大概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充满睿智、才华横溢的作者，留给世人一笔丰厚的遗产后，已经匆匆离我们而去。
刘晓路教授，1953年12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生前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美术研究室主任，在学术研究和作品鉴定两个方面均有卓著贡献。
在学术研究方面，他出版了约20部著作，其中《日本美术史》（山东美术出版社，1988年）荣膺1992年度“中国图书奖”一等奖，《世界艺术市场》（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5年）再获1996年度“中国图书奖”一等奖。5年之内二登榜首，创下一个不小的奇迹。
在作品鉴定方面，他以精通日本艺术品而闻名，自1994年以来，为国家文物局、公私博物馆、各地收藏家鉴定作品达30000件以上，在国内享誉“日本文物鉴定第一人”，经眼作品之多、鉴赏经验之富，堪与欧美一流专家比肩。
我在努力回忆：与刘君初次邂逅，是何时又在何处？然而记忆模糊，往事难追。似乎在不经意间，我们已经相识，而且感觉神交已久。
在我的印象中，他虽然不修边幅、举止洒脱，但不似多数艺术家那么故意夸张，里外都显得朴素实在；他虽然时出妙语、见解精辟，但不像有些大学者那样口若悬河，反倒给人以木讷之感。
一个中等的身材，一身寻常的打扮，一口浓重的乡音，一脸敦厚的笑容——虽然身怀绝技，却不显山露水。不知何时也忘了在何地，我们有意无意地结识，知他竟是斯道高手，着实吃惊不小。只是我搞历史他攻美术，学业上没有太多的交往。
1996年，我参与主编10卷本《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并分担《艺术卷》主编，欲请刘君操笔绘画部分，后来因故未克如愿，遂在我执笔的章节，对其成果做了专门介绍。我们之间的跨学科交流，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以后我曾多次向他约稿，总能得到热情回应。
2000年，我在筹划这套《中日文化研究文库》时，屈请刘君出任学术委员，委以审阅艺术类书稿之重任，并希望他拨冗为丛书撰写一部《日本美术史纲》。此前刘君已有多部同类著作问世，当时正打算毕积年之功撰写内容更为充实的新著，因而欣然应诺。
事隔不到一年，一叠厚厚的书稿送至我的案头。打开一看，正是刘君的践约之著。2001年2月，我们在日本京都的国际会议上不期而遇，匆匆交换了审读书稿的意见，刘君答应3月回北京后再对篇章结构作些调整，争取年底之前付梓刊印。
然而，3月在北京突发的一场变故，彻底打乱了我们约定的计划，这部书稿竟然成了刘君的遗著。每念及此，扼腕称惜！
我和刘君算不上至交，所学专业也大相径庭，但就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些根本问题，却不谋而合地拥有共识。
我和我的同事从1990年开始专攻中日书籍交流史，出版了中国典籍东传史的著作后，着手日本典籍西渐史的研究，并对中国馆藏的日本古书进行普查，编成两本厚厚的目录，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我认为，文化交流具有双向特征，研究者既要重视强势文化的传播，也不能忽略弱势文化的反馈。就中日文化关系而言，中国文化东传和日本文化西渐，是两条互为表里的主线，唯有两相兼顾，才能阐发历史真谛。
1996年以前，持这种观点多少还属于“异类”，因而在我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各卷中，有关日本文化西渐的章节基本由我执笔。但是，当我拜读了刘君的论文，犹如遇到知音，欣喜之状可以想见。
这篇论文题为《中国秘藏的日本画》，披露出大量鲜为人知的史事，指出中国公私收藏的日本画，总数在10000幅以上，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同类藏品旗鼓相当。此文不仅廓清日本画西渐之源流，而且通过亲自鉴定约3000幅作品，断定中国藏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我意识到这篇登载于内部刊物的论文，预示一个全新领域的开拓，中日美术交流史或许需要改写，因而将论文内容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事实证明，刘君便是以此文为契机，全身心投入中国藏日本画的发掘、整理、考源、鉴定中去的。
让时间倒流至2001年2月，在京都的国际会议上，刘君先用幻灯披露中国收藏的部分精品，会场上惊叹之声此起彼伏；继而透露在中国建设“外国艺术品博物馆”的议案，已提交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为了争取在“两会”期间落实提案，拟在北京举办《中国所藏日本文物精品汇报展》。
3月份刘君回京指导布展，结果病倒在工作现场；4月初展览会如期举办，引起国内外巨大轰动。
我在等待刘君掷回定稿，却惊闻他罹病住院，经与他家属电话联系，得知刘君身患绝症，大概再也无法提笔润稿。我在悲伤之余，怀抱一丝奢望：奇迹也许会出现，书稿暂时封存。
2001年8月6日，从北京传来噩耗。天降斯才，而不假以年，是可悲，亦可叹矣！作为学海同道、人生知音，对故人最好的纪念，便是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其未竟之事业，完成他留下的唯一遗稿。
我根据在日本京都与刘君的协商，对初稿的篇章结构做了一番调整，以更突出“日本美术史”的主题；责任编辑李志茗先生精心阅读书稿，在保持原著风格的前提下，对图片、文字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但愿我们所做的微薄努力，多少能告慰刘君在天之灵。
刘君似划过夜空之流星，虽只电光火石之间，却幻化出光芒四射的世界，让人遐想，催人追慕。运笔至此，推窗纵目茫茫天际，耳边似乎久久回荡着他的临终遗嘱：
“几十年来，我从社会、父母兄弟姐妹、老师朋友和家庭受惠甚多，报恩甚少。如今，唯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美满而已！”
呜呼，如此俊才，仰望弥高！如此胸怀，堪作楷模！
刘君艺术长存！刘君精神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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