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的是方言的文化意义，也许还有政治意义。每个国家的方言都很多，差异又大。凡是经济发达、政治影响强大的方言，也就受人重视，有时形成一种气势，进而有所影响，甚至标志一种身份。这也是中外皆然的事。在山西，解放前有这么一句民谚：“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是五台县人，当时官僚多出于此，故有此说。这是极端的例子，方言有了政治意义。一般说来，它只有文化意义。文化先进的地方，则其方言也为人所接受并模仿。比如，这些年电视节目主持人和某些名人，说话就带一点港味，把“对不起”说成“不好意西（思）啦”，等等。前50年或前80年，就没人学这种腔调。不过随着我国政治文明的进步，这种文化差异也将缩小。那么我国古代有没有这种事？也有。近日读万绳楠整理出版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其实是1948年万氏的听课笔记；史料极丰富，其中就有这方面的事。
南朝二百年最讲门第家世。东晋的贵族统治者是战败以后，由北方迁到江南，支持了百年；后来的宋、齐、梁几代也都是北人当皇帝，大官都是北人。所以那时说北方话表示身份高。南方人也就以学会北方方言为时髦。西晋原来建都洛阳，说洛阳话；那时河南、陕西一带的话，也都高贵，其次是楚语。“楚”的范围难定，当时就是以徐州为中心的淮北至鲁南一带的话，也比吴语更好。江南士族以能作“洛下书生咏”为荣，就是学着洛阳腔调来念书。这还好说，还有可笑的是，家里死了人，要大哭，也学北方腔调，“乃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那时南人把中原一带称“中国”，学“中国哭”就是学北方人的哭法。刘裕灭了东晋，建立刘宋，是南朝第一个皇帝。其实他是徐州一带人，说的是“楚语”。他先在江南过了几十年。《宋书》赞他“楚言未变，雅道风流”。可见他只会说徐州话，也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是“雅道风流”。这让我这个一辈子说徐州话的人，真感到高兴。可惜现在似乎没有人再对徐州话这么赞赏了。而且书上的那种赞赏也是对于皇上而言。但在当时，一般人说说，也很能表明身份高。
下面说点趣事。当时人的地位取决于家世，很严格，皇上也难以改变。家世要看这个家族的官位高低，其次是婚姻关系；但是，语言也重要。据《南史·胡谐之传》载：“上（即皇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亻奚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这里的“亻奚音”当时是指南方一切不标准的发音。可见，就是皇上要为你联上一门贵族婚姻，也会因为你家的人说南方地方方言而告吹。这位皇上还好，还派人到胡家去教北方话。你看当时的方言多么重要，有时都可以发挥政治作用。比如，东晋初建时，江南人不大顺服。大政治家王导设法进行统战联系，其中的一种方法就是同当地人用江南方言侃几句，以表亲切。这位王导好像有点语言才能，能作一点吴语，叫吴人听了高兴。其实他说的也很简单，只把石头凉的“凉”字，说成当地当时习用的字；他见胡地僧人，也能说两句胡语，像现在见老外说句OK一样。他一说，胡人也高兴。还有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谢安，知道桓温要害他，他仍坦然参加桓温的宴会。入座时，他仿浓重的洛阳口音，朗诵诗。对方被他的神态震住，没有加害。这事成了佳话。后来许多人都学他的腔调去朗诵，但都学不像，原来谢安有鼻炎，声音沉闷浑浊，谁学得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