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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衣的话

2003-04-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张小曼 我有话说
2002年1月2日,《中华读书报》第3版刊登了我写的“向往人类平等的宣言”一文,记载了我在西单图书大厦发现《中国大实话——申报·自由谈》的“社会民生卷”中,辑录了先父张西曼教授以“曼”的笔名写的一篇《关于住的话》的短文,以辛辣流畅的文笔痛斥了封建落后的旧中国在“住”的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当我再次翻阅全书,惊喜地发现同样在《申报·自由谈》上,《关于住的话》的前面紧挨着刊登了一篇署名“井”的《关于衣的话》的文章,落款时间是“1932年12月6日”,我将两篇文章反复比较,《关于衣的话》这篇文章的标题与《关于住的话》仅相差一个字,写作时间相差也仅仅一天,而且内容极其相近,思想境界和行文风格也很相像,用辛辣流畅的文笔,从“我”的衣服谈起,进一步谈到辛苦劳作的工人、农人和士兵等广大穷苦大众,为他们窘迫的生活状况发出了争平等的呐喊。我认为这是先父张西曼以另一个笔名写出的《关于住的话》的姊妹篇。这篇《关于衣的话》全文如下:

关于衣的话

近来上澡堂,最怕茶房给我脱衣,因为我的五年前做的西服,从外表虽远像件衣服,里面可破得花花絮絮的,自己看了都觉得难为情了!衣服如此,生活可知;好友T君还来信说我“以无产阶级中人模仿海上资产阶级的起居”,真是冤哉枉也!在社会上混了多年,混到现在,连衣服都不周全,你一定要批评说:“这不是太不成材,便一定是太不努力,决不干社会的事!”这对于我,也许都说得恰当,我愿意领受;然而那技艺精巧的工人,那终日劳苦如牛马的农人,那拿几块钱一个月,甚至于一文也拿不到手以生命换生活的士兵,他们总算是有用的材料,总算是努力的分子,他们的衣服周全吗?恐怕有一件能御寒的破衣已经是莫大的慰安了!这你能板起面孔说,“决不干社会的事”吗?

或者你要转口说,“他们的能力太有限了”。然乎?不然,什么叫做“能力有限”?那些搜刮着民脂民膏,吞没着公币公款的人们,把整批的钞票存入外国银行,把雪白银洋像流水般的随手花着,这可以叫做“能力大”么?还有那承受着大宗遗产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万事不懂,可是他们冬不愁穿,夏不愁换,这也可以叫做“有能力”么?社会如此,能说这不干自己的事么?

假如你依旧咬着嘴说,这与社会无干;那么,我便无话可说,只有怪自己“生不逢辰”,不生而为富人贵人,或富人之子孙,或贵人之妻妾了!不然,便只怨我“生不逢地”,不生在热带,一条单裤,可以一年穿到头。然而那里的穷人们,却也有许多连这一条单裤也不能周全的呢!

人们常说“衣、食、住、行”是生活中的四件大事,其中“衣”更是位居其首,所谓“衣不遮体”是最使人难堪的,然而,社会的不公正恰恰表现在这里,当富人贵人穿着豪华的裘皮大衣,吃着山珍海味,出入赌场淫窟,毫不心痛地一掷千金,巧取豪夺,肆意挥霍着社会上的工人、农人和士兵辛勤创造的财富的时候,可曾想过那些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以自己的血汗创造了社会财富、却受到无穷尽的盘剥欺辱的劳动者们过的是如何穷困潦倒的生活呢?今日重读这篇文章,仍能感受到70年前的作者心中激荡着的要粉碎那不平的旧社会,为工人、农人和士兵这些社会的真正主人争平等、争自由、争民主的豪情壮志!

谈到我认为这篇文章是先父张西曼的另一篇佚文的设想,还有如下几个根据:

1、先父张西曼教授1945年在中央大学教过的学生高叔眉,在1995年先父诞辰百周年时曾撰写纪念文章,谈到先父张西曼1948年在中央大学的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把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变成了搜刮“民脂民膏”的“二民主义”,与本文谈到的“民脂民膏”相同,这是先父张西曼对旧社会弊端的创造性的精辟总结,可见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2、在整理先父遗稿文章目录时,我发现父亲张西曼(字百禄)在相连的文章中,习惯用不同的笔名,如在1945年创办并担任主编的《民主与科学》杂志一卷七、八期合刊的编者“大事评述”部分,就曾连续用了“同人”、“曼”、“禄”、“炯”等几个不同的笔名,估计是为了避免读者觉得重复之嫌吧!

3、先父在1948年的一首言志诗的前言中,曾有“徒穿十年前所制之破旧大氅”和“为节省开支,早晚两餐皆食稀粥”的记载。当时我父亲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呕心沥血,为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奔走呼号,政治上不断遭到迫害,生活上十分困窘,但他却把身边有限的绝大部分金钱都用于革命事业,哪里还有钱为自己添置新衣呢?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阿姨生前回忆我父亲时,曾对我说过一句语重心长的话,那就是“你父亲心中只装着他人,惟独没有他自己”。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也与本文相符。

先父张西曼教授曾用过的笔名,据我现在手头掌握的资料,可以肯定的,除最常用的“张西曼”以外,就有“曼”、“禄”、“炯”、“煌言”、“百禄”、“西曼”、“希曼”、“张西望”等,随着搜集资料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我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新的发现。

我想,一个人活在世上,总是应该有一点精神的。我认为先父张西曼教授就是这样一个心中时刻系念着天下苍生百姓的疾苦、永志不忘为中国人民造福、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的品德高尚的仁人志士,如先父张西曼在1949年7月临终前的遗嘱中,就毅然决定打破世俗观念,主动把自己的遗体捐赠给协和医院,他写道:“曼生不能多所贡献于中国受苦的人民,死亦不愿玷污净土……”;1987年4月,先父生前好友、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长的东方学专家常任侠教授在世时曾给了我一幅珍贵的题字,写的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昔年曾与西曼以此共勉……”,反映的也是这样一种感人的民族精神,今日辑录在此,愿与广大读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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