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说，对于这样的文字读者诸君绝不会感到陌生。稍微留心一下近几年出版的书籍，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致谢”体的序跋早就大行其道了。
笔者没有写过书，不知道大著初成的感受。不过，以常情推之，一本书写毕，作者难免会生出许多愉悦或是感慨。情动于中，手书于外，作者当然有理由再写一点书外的经历和感想，作为序跋一类的文字附在书中，而这种“附加”的文字，对于读者理解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确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或缘于此，笔者读书时就有先读序跋再读正文的习惯。
但是，凡事皆有度，一旦越过正常的“表白”而滑入“功利”一途，这样的文字就成了“恶俗”的作秀，不仅失去了“编外文字”拾遗补缺的应有之义，也会令读者大倒胃口，甚至还会对正文本身产生厌倦。
不过，细细品读这类“致谢”文字，我们倒也可以琢磨出点门道来：
作者声情并茂的向那些也许根本就不认识自己的学界泰斗（包括洋泰斗）致谢，自然可以像“我的朋友胡适之”一样拉虎皮当大旗，无形中抬高自己的身价，为脸上多贴些金粉；煞有介事的把毫无干系的亲友逐一列上，当然可以实现共荣互辉，正可谓“一人出书全家沾光”；而漫不经心的把自己的学生和办公人员列入致谢的名单，按照时下的风气，多半属于那种“工头”对于“工友”的安抚。至于鸣谢领导的深意，恐怕就用不着我辈饶舌了。
一本书的写成，当然少不了方方面面的关心和帮助，以适当的方式感谢一下，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是，一部专著或是作品毕竟是个人劳动的成果，其他人再帮忙，也只是次要因素。即便要鸣谢一下，也不应当搞那种“一体均沾”式的大拼盘。试想，对于一部也许并不十分精彩的著作，读者甚至连作者本人的名字都没记住，哪里还有兴致去读作者长长的致谢名单呢？作者一厢情愿的“恭谢八方”，除了让人觉得圆融有余而诚恳不足外，大概还会落下作秀娱人的笑柄。
在我国，“致谢”之风的兴盛恐怕为时不长，否则，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真不知要写上多少这类应景的文字。近日重读曹锦清先生的《黄河边的中国》和朱学勤先生的《书斋里的革命》，笔者对两位上海学者的做法印象颇深：曹先生只在前言里感谢了帮助他进入中原的一些当地人士，这当然属于“非谢不可”的情形；朱先生则干脆一个人也不致谢，连序言和后记都是货真价实的文字。两位的做法，当然不能与作品本身的高下直接划上等号，但他们写作时的严谨态度，于此倒也可见一斑。
十多年前，作家路遥写罢《平凡的世界》，只在后记中简单提及两个编辑的“热情相助”，让人印象深刻的，倒是他的那两行印在扉页的文字：“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在我看来，似乎再没有表白什么比这种态度来得更为本色和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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