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风云际会、人才辈出的时代。中华大地的上空出现了一片群星汇集、光照人间的迷人景象。除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鲁迅等一批特别耀眼的巨星外，还有无数颗也在熠熠生辉的小星。未名社里的几个青年人就是这样的小星星。他们围绕着鲁迅这颗大星，不事声张、埋头苦干地开辟驱黑暗、播种光明的工作。虽然他们一个个早已从太空消失（李霁野是最迟陨落的一个，他病逝于1997年），但后人仍会时时记起他们，并永远抱着新鲜感去叙说他们的故事。在李霁野先生生前，我曾多次去天津大理道寓所看望过他。因为我很早（大约在解放初进南开外文系时）就知道先生是上世纪20年代著名文学团体未名社的重要成员（上世纪80年代末，台静农先生就对来访的内地学者陈漱渝强调说：“没有李霁野就没有未名社。”），并且与鲁迅有过十分亲密的交往，所以，我每去先生寓所聊天，最感兴趣的就是想听听李先生谈鲁迅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一个人，以及未名社的种种情况。当我了解到未名社的6位成员（鲁迅、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曹靖华）中竟有4位都是安徽霍邱叶集人时，曾向李先生提过一个有点幼稚的问题：为什么未名社的大多数成员都出自一个地方，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杰地灵”吧？李先生笑着说：“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同班同学，长大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例如都热爱新文学，都崇敬鲁迅先生等），而且那时候从事外国文学译作的青年很少，再加上外部环境和机遇，我们就这样走到一起来了。”
在叶集的几个同学中，李霁野与韦素园、台静农的友情最为要好。在叶集镇上，台、李两家是近邻。在台静农、李霁野还是一、两岁婴儿时，两家大人就经常抱着他们相互串门，两个尚不懂事的小孩竟会相视而笑，就像生下来就认识似的。李霁野与台静农的友谊保持得最长，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台静农逝世。在近90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无论是叶集儿童时期，北平未名社时期、抗战中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时期，甚至建国后远隔海峡两岸时期，他们始终是心心相印，彼此牵挂的。
“童年！童年的友谊！这里含有多少迷人的美，多少令人永远神往的力！”（李霁野语）民国初年，他们都是七、八岁或十来岁的儿童，他们也像普通人家的孩子那样天真无邪、嬉笑玩闹，但是可能由于他们个性都比较敏感和家教良好的关系，他们都显得比一般孩子要早熟一些，塾师有一次对李霁野的父亲说：“这孩子（指李霁野）悟性很好，记性稍差些。”辛亥革命后，新思想也像春风一样吹进了叶集这个靠近大别山的农村。当李霁野他们看到民国成立后还有那么多落后现象时，就再也憋不住了，便发动了一场砸佛像、剪辫子的运动。李霁野他们就读的明强小学校址就是原来的火神庙，香火一向颇盛，于是他们便首先向这座迷信堡垒开火，除文昌君（据说是位主宰人世功名、禄位的神，过去读书人多祭祀他）外，把别的佛像全推倒了。但这场运动却遭到守旧势力的报复，他们一怒之下把明强小学也砸了，结果使学校停课好多天。在这次轰动叶集的造反举动中，倡议和领头的就是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都积极参加了。
童年时代的一次炉边夜谈，是李先生终生难忘的。这次夜谈就在韦素园的家里，参加的有韦素园、台静农、张目寒、李霁野、韦丛芜5个人。脚下生着一盆烧得正旺的炭火，火边上煨着一个陶罐，罐里的沸水发出嘶嘶的悦耳声。他们就围坐在盆火旁海阔天空地交谈，从人生理想、个人希望、社会新闻、国家大事，一直谈到正在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边谈边饮茶，并不时发出一阵阵欢畅的笑声。就这样一直谈到鸡鸣报晓，才惊觉到已谈了一个通宵，事先准备的一担水几乎全被他们喝光了。
1925年夏未名社成立到1931年秋未名社解体，这7年时间是台静农、李霁野的重要人生阶段。他们已从童年的青春伙伴，变成同一壕沟里的战友，他们的友谊在经受一次重大磨练后变得更加坚实深厚了。1928年4月，由于李霁野译的《文学与革命》（托洛斯基著）被北洋政府视为共产党的违禁宣传品，未名社被查封，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同时被捕，在前门警察局的牢房里关了整整50天。在这段囚禁的日子里，他们亲身感受到旧势力的黑暗与暴虐。夜里，牢房的气氛更加恐怖，少女的细声呻吟，大汉受刑时的凄厉叫喊，让人听了不寒而栗，但这一切并没有摧毁这两个青年人（韦丛芜因病已提前释放）的精神，他们虽然生死难卜，但还在想着出狱后要读读法布尔的《昆虫记》，翻译波兰小说家式曼斯基的《一撮盐》。经过好友常维钧在狱外四处奔走，鲁迅先生也给北平一个政客写了信，台静农、李霁野终于取保获释了。自由是珍贵的，也是要用斗争来保卫的，但他们手中只有一支笔。于是在出狱后不久，李霁野便开始翻译《一撮盐》，并很快译成一本小说集《不幸的一群》，在被捕一周年时由未名社出版。这是别有深意的纪念，也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李霁野与台静农最后一次告别是在1949年的台北。那时他们两人都在台湾大学任教，又像当年在四川白沙那样，情同手足地生活、工作在一个校园里。不料风云突变，传闻李霁野有随时被捕的危险。李霁野只好挈妇携子惶惶出走，于1949年秋经香港来到天津，从此两人一别40年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为了避免政治麻烦，他们只好间接通信问询近况，互报平安，有时则是辗转寄送录音带，把自己的声音传给对方。1977年12月，台静农托女儿从美国寄来信、照片和他画的一幅梅花小品，上面题写了宋人的两句诗：“孤灯竹屋清霜夜，梦到梅花即见君。”深情地表达了对老友的思念。1986年台静农又寄来了他书写的自作绝句多首，李霁野从中选出一首表现祖国之思的，送给天津书法家协会，供他们刻在蓟县长城碑林上，给老友留下个久远的纪念。
1990年10月9日，台静农因癌症逝世于台北。这一噩耗使李霁野深深陷于悲痛里，一年后他写了一篇风格独特的散文《记梦》。文章以杜甫《梦李白》中的两句诗（“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起始，记述了他梦中返回故乡探看老友旧居，并在四川白沙见到台静农的情景，全文且喜且悲，亦真亦幻，读后让人唏嘘不已。如今，两先生已先后去矣，但音容虽渺，精神犹存。他们给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除了他们的学问、著作、操行外，就是那种不为市俗沾污的人间真情。我想，生活中只要还有一点真情在，既使在冷酷的环境里，我们也不会感到太寂寞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