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文学界一而再、再而三地倡导大散文。什么叫大散文？这个问题在散文界争论很多，而从报刊上发表的散文越来越长的现象看，仿佛传递着这样的信号：长散文就是“大散文”。《美文》上散文长，人家倡导“大散文”，姑且不说。天津的《散文》月刊这两年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页码增加了而文章篇数没有增加，原因是长文章多了。作家们“风景这边独好”地写长篇散文，是否以为字数越多越易表现散文的大气象、大格局？大家、名家似乎更有写长文的资格，许多报刊版面对一般作者是吝啬的，但对名家却是容忍其“侵略”和“扩展”的，名家说出来的话有分量，当然要多说些，你骂我长篇累牍地写长文章，而我这可是为文坛扛大鼎啊。
怀念著名作家汪曾祺。他有一段话和这段话里一个词“抻”我记得特别牢。这段话出自《汪曾祺作品自选集》一书的自序中，“我的小说最长的一篇大约是一万七千字。有人说，我的某些小说，比如《大淖记事》，稍微抻一抻就是一个中篇。我很奇怪，为什么要抻一抻呢？抻一抻，就会失去原来的完整，原来的匀称，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
不是说文章写长了就不好，长散文不乏精品佳作，如李存葆的《东方之神》，我就不嫌其长（近四万字），读了两遍。只是长风一刮，好像散文越长就越有思想、文化、内涵，推崇长文，像陷入一种时尚的虚妄，不写长文就没有拿到“散文园地”的入场券一样，竞相写起长文章，不能长、不可长的，硬拉、硬抻，使其变长，如1000字就可以表达完整的文章非要抻成数千字的长文才过瘾。你写数万字，我来个数十万字，看谁比谁长。正所谓“字数不够，史料来凑，篇幅不长，注水膨胀”。
动辄万言，发而不收，写长文章的人大概都乐意接受苏轼的“行于不可不行”，可抻得太长，却会行不好而绊倒自己，所以也得遵循“止于不可不止”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