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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心走向无限

2003-05-21 来源:中华读书报 方敏 我有话说
于1945年在美国纽约出生的犹太人斯蒂芬·杰·古尔德不仅是世界著名的进化论者、古生物学家,还是位科学散文家。一般来说科学家的文章很少被普通人问津,是因为它们内容的高深尖端而看不懂,又因为它们叙述的平白简洁而少趣味。但是,被称为科学散文的《自达尔文以来》又是怎样的呢?

这本书诞生在古尔德在科学界有了很高的名望,他主持并编写的科普片《进化》拥有了很高的收视率之后。那时,他在《自然史》杂志上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做“这种生命观”,历时数年,结集出版后,就有了《自达尔文以来》。随后又有了《熊猫的拇指》、《母鸡的牙与马的蹄》、《火烈鸟的微笑》、《为雷龙喝彩》、《八头小猪》和《鼎盛时期的恐龙》等。这套书在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受到了好评和欢迎,其中有的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和国家图书批评奖。《自达尔文以来》的读者仅在美国就有上百万之多。

那么,这本书又是凭借了什么获取了普通大众的青睐呢?该书的译者序言是这样说的:他的散文向我们讲述了由自然现象引出的种种思考,包括对自然现象的遐想,对科学的反思,既有对社会偏见的尖锐批判,又充满了对于自然、人类、文学、艺术和哲学的深爱。这些文章的中心是生物的进化和进化的理论,但是,由于作者联想的丰富、思考的独特、文笔的流畅和学识的广博,所以我们读来不仅感到惬意,而且还会跟随作者的引导,去思考周边的事物及现象的背后所蕴含的深刻而具普遍性的道理。

那好,现在,我们就来跟随古尔德到他的《自达尔文以来》中去游历去思考。

第一篇:《达尔文的拖延》

古尔德问,查尔斯·达尔文得出全新的进化理论是1838年,但是,他直到20年后才将它们公开发表,这是为什么?是他还不满意自己的理论吗?是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吗?

都不是,古尔德回答。这是他在考证分析了达尔文的笔记后得出的结论。

达尔文十分明白,他的进化论,特别是其中的唯物主义观点,在当时还是一种异端邪说,只有29岁的他还没有专业地位,他不能因为这个学说来危及自己有前景的事业。所以,20年来,他一直在进行一场温和的革命,他不仅长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还故意避开公众对他理论中哲学含义的注意。他在笔记中写道:“我认为(正确或错误地)直接反对基督教和有神论,对公众不会有什么影响:而伴随科学的进步逐渐启迪人类的理解力,会更好地促进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写有关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仅仅局限于科学之内。”

这就是达尔文,这就是提出了进化论,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他公开这个理论的过程也在实践着这个理论。试想,假如29岁的他不择天时地冲向当时的社会,他会被承认吗?他会有今天的地位吗?或者早就成了无名的殉道者,把一顶胜利的桂冠留给了后来人。

达尔文理论的问世就像他的理论一样耐人琢磨。

第九篇:《对爱尔兰麋鹿的错误命名、错误分析和错误理解》

所谓爱尔兰麋鹿也叫大角鹿,它的角整个长度可达12英尺。这种巨鹿早已灭绝似乎是一个容易说明的事实。但是,它灭绝的原因却像恐龙的灭绝一样引起了科学界的种种分析和推测。

在这篇文章里古尔德告诉我们:有人说,它们是被挪亚洪水毁灭的,甚至相信化石在发现时是站立的,鼻子朝上,那是在洪水上涨时的最后姿势。有人说,巨鹿的灭绝要怪凯尔特人的部落无度杀戮。但是更有力的证据说明巨鹿在人类到达之前就已经消失了。

这样一来,巨鹿的消失就只能从它们自身寻找原因了,最终的结论是:巨鹿的角消灭了它们自己,因为它们适应了草木茂密的广阔原野,却无法适应随后的寒冷期以及再随后的茂密森林。但是,这个使种群致命的巨角又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呢?科学家们又有了分歧:

直生论者认为进化的历程是直线的,自然选择本身不能调节。也就是说,是因为角的无节制生长的结果。以赫胥黎为首的达尔文主义却提出了异速生长的观点,认为巨鹿的角和身体的增大,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只不过角长得太快了点。

作为达尔文主义者,古尔德当然支持后者,但是他却发现这一纳入教科书的观点和解释“没有根据什么资料”。于是,古尔德开始了一个科学家应该做的事情:测量标本,提出置疑,重新分析。结果,古尔德用自己的看法补充了前人的学说:角是看得见的统治等级的符号,角大说明地位高,可以获得雌性,因而保证了生殖的成功。也就是说,角越大它们的后代越多,这是一种生殖上的自然选择。

紧接着,古尔德又提出了问题,既然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巨鹿为什么还会灭绝呢?作为唯物主义者的古尔德得出的结论是:

灭绝是绝大多数物种的归宿,通常是由于物种的不能足够迅速地适应气候条件或竞争条件的变化。动物应该不会主动发展出有害的结构,但这种进化并不保证有用的结构在改变的环境中继续适应。爱尔兰麋鹿大概就是自己以前成功的牺牲品。富贵如浮云。

我们不是科学家,看不懂门道却能在看过程、看热闹的同时,获得很多大千世界的神奇和趣味,还有联想。大熊猫就是从远古时代的以肉食为主进化成吃竹子的,这种进化在食物缺乏的冰川时期,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但是如今却又成了它们走向衰亡的致命原因。古尔德说“富贵如浮云”,其实也是天道莫测。

第十一篇:《论竹、蝉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

在这篇文章里,古尔德首先提出了两个自然界中的奇怪现象。一个是,竹子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进行一次有性繁殖,届时,它们的种子会厚厚地堆积起来,而种群的延续只需要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不是一种浪费吗?另一个是,蝉的蛹要在地下生活13年或17年,然后不同地区、不同种类的成百万成熟的蝉,将在短短的几周内,从地下爬出来,变成成体,交配、产卵,然后死去。行动迅速,步调一致。这样的辉煌不是太短暂了吗?

接着,古尔德就为我们解谜了。他说,这两种现象的根本要旨只有一个:生存的需要,或换句话说,叫做生的策略。

竹子的种子和蝉的蛹,都是许多动物的美食,它们太容易被得到,所以就可能太容易被灭绝。于是,它们进化出了一套自己的生存方式,古尔德把它叫做“捕食者满足”。

古尔德说,捕食者满足的策略包括两种适应。首先,出现或生殖的同时性必须非常精确,从而保证市场的充裕,而且时间很短。其次,这样的充裕并不常见,使得捕食者无法将生命周期调整得与预期的食源充裕相符。也就是说,假如竹子每年都开花,那么吃它种子的动物就可以追踪到这个周期,并在每年食物丰盛时产下大量的幼子。但是,如果竹子开花期的间隔长得超过任何捕食者的生命周期,那么这个开花周期便无法追踪,就会有幸存的种子去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

这也是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内容,有意思的是,这一理论的得出不是来自他对自然的观察,而是他对一位叫做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家观点的移植。亚当·斯密的著名警句是:每一个人都在以尽可能产生最大价值的方式从事产业,旨在使自己获利,他是这样,其他许多人也是这样,于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促成一种并非他本意的结局。他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不断地比他真心打算的那样更有效地促进了社会。

经济学和生物学的沟通,使我们有了更多更形象更有趣的联想空间。我不知道在人类的36计中有没有这样的策略和计谋。

在《自达尔文以来》中,古尔德还为我们讲述了“小孩是人类真正的父亲”,“人类的婴儿是胚胎”,“生命的五边形”等许多有趣的问题。

我不敢说能完全读懂这本书,但是,它却吸引我。我不能说读起来很轻松,但是,却觉得有嚼头。过去常常读文人的散文,它们是触景生情,把你由外部的世界引向内心,让你去浮想联翩,去扪心自问,去怅然若失,去跃跃欲试。但是,读古尔德的散文却不同,它们把你从自我引向大千世界,引向无穷。它们告诉你,除了你和你的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神秘奥妙趣味无穷的时空;它们还会告诉你,在这个无穷时空中,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患得患失,你的生老病死都是渺小的,无足轻重的。唯一重要的是,在你的有生之年,让自己生活得更明智,更充实,更有乐趣,就像那些在无穷的时空中生存了几千万年的物种那样,一方面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后代进化出有用的结构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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