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粗粗翻下来，发现有些注释条目还是疙里疙瘩的。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在第一章注释〔2〕中，对《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一段的说明，注释原文说：“注疏传统对这一段有不同看法，它把‘文’解作段落，把‘辞’解作整篇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直白的警告：不要因为弄不清整个语境而误解了部分。”（第36页）这段注文有点费解，“注疏传统”指什么？如果指的是中国的传统解释，那么，历来注家中真会有人把“文”解作段落、把“辞”解作整篇文章么？又如第三章的注释〔4〕说：“无法判断‘伯仲之间’（就字面而言，后者指弟兄中排行中间的那个，在他下面还有更年幼的弟弟）指个人的友谊还是两人的高下对比。也无法判断‘伯仲’二字是否包含某种程度的居先之意。”（第74页）这是对曹丕《典论·论文》中“傅毅之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一句的注释。曹丕的意思其实简单，不过要说傅毅与班固的水平相差无几，而班固微弱一点。相信熟悉中文的人，都不会将这“伯仲之间”误解为“个人的友谊”。还有第三章的注释〔10〕，本来讲“‘君子’即儒家所谓‘高尚’的人”，已经很好，但接下去再说“（君子）其本意是王子或贵公子”（第75页），就有点画蛇添足，这个“本意”是从哪里来的？
由于我见到的只是中文译本，所以对上述注释文中令人哽噎的地方也不能妄下判断：究竟原来的英文本即如此，还是翻译后出的问题。然而不管怎样，我都想借此给译者包括出版社一点小小的建议，像这样严肃的学术著作，既然要翻译给国人看，对于书中所涉业界常识，特别是查一查普通工具书就能得出答案的那些知识，译者和出版者似乎还应该负起一点责任来，免得读者心生疑惑。
当然也有个别注释条目，看得出一定是作者自己的主意。比如第三章的注释〔1〕：“曹丕本人对其《典论》颇为得意。作魏王以后，220年初，他把《典论》的若干副本赠与吴王孙权及南方文人张昭（陆机的外祖父）。见林田慎之助《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第74页）曹丕将《典论》分赠孙权、张昭，事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胡冲《吴历》，这样显而易见的材料，为何要由林田慎之助那儿转引？即使是因为林田慎之助提到了张昭为陆机的外祖父，那么，只要看过《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并裴注所引《文士传》，就可以知道这一关系也不难理出来。为什么不用第一手资料呢？又比如第三章的注释〔5〕，该注条是对《典论·论文》引班固云“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的解释，它这样写道：“张怀瑾《文赋注释》第58页，释‘休’为‘优秀’：遂成‘下笔不能自修’。这样解释似乎更清楚，但它不符合‘自休’的通常用法。”（第74页）我手边没有张怀瑾的《文赋注释》，不知张书缘何将“不能自休”解作“不能自修”，虽然“休”有时也能当美好、优秀来讲，但那是用在别的场合，此处作“休止”解较为妥当。我注意到在正文中，作者其实已经把它讲成“缺乏控制”了（第61页），既如此，张书的解释又“更清楚”在哪里？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第三章注释〔11〕对“齐气”的说明，似乎也像这样不大好理解。注释先引李善注：“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干有斯累。”然后表示：“我大体上遵从李善的解释，但我的观点是，‘齐气’不过指‘在气上相当’，也就是说，与王粲相当。这个解释有简洁之美，而且它也照应了《论文》前文中的‘齐足’和后文的‘引气不齐’。这个解释把重点放在‘时’上，可以翻译为‘虽然在气的方面，徐干只是有时与王粲相当，但他仍不失为王粲之匹。’”（第75页）首先在这条注里，自“我的观点”以下，无论如何再找不见李善注的影子，怎能说“大体上遵从李善的解释”？其次，就是要说“齐气”等于“在气上相当”，好像也需要多拿一点证据出来，否则叫人怎么相信。
上面说到的，只是翻览《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一书时随手记下的几条注释，完全不涉及书的内容。书刚刚买回来，也还来不及逐章仔细阅读。这些年来，国内学界多讲学术规范，常常都唯外国学人的“马首是瞻”，也许正是对国外学者的期望过高，使我在这里也不能免为俗人，对这部皇皇巨著反而有点求全责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