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本龟次郎从1903年起，历明治、大正、昭和，在日本甲午战争以来普遍轻侮中国人，进而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把对留日中国人的教育工作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热心真挚、兢兢业业；他所编写的日语教科书，因针对中国人的学习情况，并以多年对华教育的经验为基础，而不断再版，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1908年他应聘到中国做日语教师，在北京度过了清王朝的最后4年。他看到清末中国的衰败，也看到中国拯救危亡的民族士气，更感到帮助中国培养人才的重要。归国后，他干脆自己筹资，用多年的积蓄与同仁创立了一所长期性的留日学生预备学校——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在东京，松本龟次郎所在的学校是最有名声，最为中国留学生向往的预备学校。30多年中，受惠于松本教育的中国人难以数计，即使是接受过他亲自教育的也有上万人，包括鲁迅兄弟、秋瑾、周恩来等。
1923年东京大地震，他辛苦经营了十几年的学校一下化为瓦砾废墟。在丧失了校舍乃至寄身之所，连正常的生活都难以进行的情况下，年近六旬的松本龟次郎用最原始的铁锹、簸箕，奇迹般地于震灾后一个月，在废墟上搭起的简易木棚中，恢复了正常的教学日程。废墟上树立起来的更是一个教育家坚强的信念和对中国留学生的无比关爱。
一直到松本退休以后，即使是在中日战争期间，仍有中国留学生经常到他家请益、作客。松本家所在的偏僻汽车小站，因了往来的中国人而上下客多起来，以至于后来汽车一到那一站，售票员小姐就干脆说“松本先生家到了，下车后往回走30米，右手就是。”这情形多少使人想起中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古语来。
松本龟次郎从未奢谈过中日友好，只是默默地、不懈地努力于本身的事业。“自问对于华生之教育视为无上之至乐，终身之天职；功名富贵，淡若浮云。石乞石乞穷年，以迄于今，而不知老之将至焉。”这是他68岁时在他所写的《日语肯綮大全》序言中的自我写照。然而，正是这种乐此不疲的平凡努力，在中日关系最恶劣的年代里，为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在此，我看到了松本龟次郎心中理性与良知的光芒，正是这理性与良知的力量，使得这位普通的长者走进了一大批“敌国”年轻人的生命里，并长久地活在了这些中国人的心中。
在30年代日本国内侵华气焰日益高涨之时，松本龟次郎则抱着一种不同于一般日本人的中国观。他怀着忧愤和感伤，于1930年4月，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他要亲眼看看中国的现状是否真如日本政府宣传的那样。他考察了华东、华北、东北的主要城市，参观学校教育，与日本人、中国人交谈，通过他当年在北京教书时的日本友人，特别是许多当年他教过的中国学生，他了解到许多中日人民之间互相信任、长期友善互助的真实故事，这是在当时中日敌对空气中力量极其微弱的友好的种子，但不正是这种理解与互助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长期友好共存的基础吗？百姓都是善良的，但百姓往往会被蛊惑、被利用。而这时，总会有一些人，尽管是极少数的人，能以独立的人格、健全的头脑来维持理性与良知的尊严。而这些人往往是清醒而痛苦的，甚至是处境危险的。考察归国后，松本发表了一系列言论，多次批评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认为日本固然要生存发展，但本国的发展不能以侵略别国为前提，中国国内的排日情绪正是日本对华政策所导致的。这些言论发表在“九·一八”前夜，可见他的胆识和勇气。他甚至还把载有这些言论的书籍，设法送到当时的一些军政要员手中，如铃木贯太郎，即后来作为总理大臣接受波茨坦公告、最终终止了战争的人，当时是海军大将，并担任天皇的侍从武官长和枢密院顾问。又如本庄繁，他是松本在北京教书时的旧识，当时是关东军司令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正义直谏，多少能对这些在对华政策上起重要作用的人士有所影响。
然而，理性的微光、良知的呼唤被“圣战”的狂嚣淹没了，侵华没有因为松本龟次郎的善意而休止。硝烟和战争不断扩大，把中国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松本本人也在“九·一八”以后不久被迫退休，并且时时受到特高科警察的暗中监视。终于，他在听到裕仁天皇广播宣告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之后的第28天，在自己的故乡土方村，走完了79岁的生涯。
日本著名传记文学作家、早稻田大学教授武田胜彦在他的中文本松本龟次郎传记《桥》中，向我们叙述了松本龟次郎平凡而感人的一生。日本人习惯把沟通两国友好的工作叫作“架桥”，而松本龟次郎的“架桥”是在最艰难和不幸的岁月中进行的。如今，他逝世已有半个多世纪，我们在纪念这位友好、和平的促进者时，是否也应该向支持了他一生事业的理性和良知致以深切的默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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