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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驻日使馆访书逸事

2003-06-18 来源:中华读书报 王宝平 我有话说

足利抄书单

中国赴日访书之举自古有之,而日本明治维新后始成规模。其中,黎庶昌的《古逸丛书》、杨守敬的《日本访书记》、傅云龙的《纂喜庐丛书》、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以及董康的《书舶庸谭》等已为世人耳熟能详,现举一鲜为人知的事例。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有《在本邦清国公使请求誊写足利学校所藏皇侃论语义疏一件》之档案,它生动地记录着100多年前中国公使馆访求逸书的感人事迹,现介绍如下。

1887年8月15日,清代第三任驻日公使徐承祖致函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内云∶“昨准总理衙门来文拟借贵国足利学校所藏《皇侃论语义疏》一书照钞发刻,以广流传。当派随员姚文栋前赴该学校商借,据该学校干事委员面称,需请橡木县(引者注∶即枥木县,“枥”为“橡”之日本国字)之命方可借出等语。本大臣并闻该学校尚有宋刻及古写各种旧书,兹将书名另单开明附上,即祈贵大臣转知橡木县知事转饬该学校委员将单开各书借送敝署一,容俟择要钞出即当归缴无误”。

徐承祖同信所附书单全文如下∶

计开∶皇侃论语义疏二十卷,古写;尚书孔氏传十三卷,古写;毛诗郑氏笺二十卷,古写;古文孝经一卷,古写;孟子注疏十四卷,古写;周易注疏十三卷,宋刻;尚书注疏二十卷,宋刻;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宋刻;附释音毛诗注疏二十卷,宋刻;礼记注疏六十三卷,宋刻;巾箱本周礼郑氏注十二卷,宋刻;文选六臣注六十卷,宋刻;足利学校藏书目一册。

凡12种,皆古写、宋刻本,外加书目一册。足利学校位于枥木县,为日本中世享有声誉图书馆,明代郑舜功在其著名的《日本一鉴》书中也有记载。枥木县接到外务省的文件后,知事桦山资雄8月19日回函,以足利学校藏书向不外借为由予以婉拒。

8月26日,徐氏再次致信井上,云“《皇侃论语义疏》一部系总理衙门来文嘱向贵大臣设法商借,本大臣可以作保,决不至损坏遗失。尚祈贵大臣再赐力商橡木县,务将《皇侃论语义疏》一书推情允借,当在敝署谨慎钞写,一俟钞毕,即当奉还无误。”

翌日,井上迅速复函,认为该校既有此规,“橡木县知事亦似不能枉成规”,建议公使馆“派员到往该校钞写”。8月31日,徐氏复致函井上,表示“遵示即派敝署随员姚文栋带同书手前往该校钞录”。不料,外务省却回函称∶“顷接复称(指橡木县回函),该校所藏之书,世所罕有,以是尤慎报存。今若于该校内而交诸他人之手钞录,则向来援以为例,效其颦者纷纷而起,散逸之患由此生矣,缘是难应贵需。”足利学校恐开此先例,后人争而效之,不利古籍保护,再次予以拒绝。虽此,外务省又网开一面,献策曰,“因已蒙恳嘱,可令该校看守之人钞写”。于是,公使馆请求代为抄写。11月30日,足利学校遗迹保护委员会根据中方的要求开出估价单。

“足利学校藏本,粱国子助教吴郡皇侃撰,论语义疏,古写本,拾册,纸数凡三百六十叶,用纸上等美浓,半面九行,有细注,誊写料并校考纸代诸杂费共金七拾五圆,从着手之日起约五十日落成。”

后因徐承祖期满归国在即,足利学校加急费时三周钞成。徐氏对日本的钞本甚感满意,“是书钞写精细,该学中执事勤劳,可知从此传之汉土,读者必思所由来矣”,并许以三百重金予以奖励。紧接着,徐氏又提出派人较对∶

“惟是圣经儒疏,苟有一句与今本不同,皆学者所当考订。即一字行体之殊亦学士大夫所极讲求,使雠校稍有未到则虽得至瑶,犹有遗憾,且亦非贵国广其传本之本意也。千载一时之盛,不得不加以郑重复校一过”。

徐承祖卸任后,黎庶昌接任此事,他在派随员徐致远前往校对的介绍信中,高度评价足利学校立法严格,笃守古籍∶

“我国乾隆中于扬镇、浙江等处设立三阁,颁贮四库书籍,听人入观钞写,但其书列不出阁,立法极善。私家似此者亦多有之,而范氏天一阁最显,行之数百年至今勿替。今观日本足利学校立法与中国同,且自变法以来,周孔之学日就衰废,独足利旧藏书籍笃守弗失,诚为吾道千钧一发之寄”。

此事一波三折,自1887年8月至翌年3月,历时半年有余,假二届公使之手,清使馆、外务省、枥木县三者之间来往信函数十通,终成夙愿。中国访书热情之殷切,学风之严谨,足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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