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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余匡复教授的新著《布莱希特》时，不禁使我想到墨子。因为布莱希特是《墨子》一书的崇拜者。他在多年研读该书过程中，采用中国古典哲学笔法，陆续撰写了许多读书笔记，日后集成《墨子／易经》这部洋溢着辩证法智慧的散文。辨证思维能力无疑是决定艺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条件，诚如本雅明所说，每一个艺术大师身上都潜伏着一位辩证法家。
余匡复教授在《布莱希特》传记中，用丰富的材料刻意展示了布莱希特作为艺术创新者的风采。余匡复教授在描绘布莱希特踏上创新之路的背景时指出：在欧洲，20世纪艺术发展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重形式，轻内容，重包装，轻题材。我们看到在这个形式主义美学大行其道的世纪里，有些人把形式推向了多数受众无法理解的程度，使自己成了孤独而又寂寞的“大师”。音乐家勋伯格大概算是此类创新者的突出代表人物，他把音乐数学化，达到了只有极少数技艺精湛的人才能演奏的程度。德国戏剧界大导演莱因哈德则不像勋伯格那样，他倒像今日美国影视大片的制作人，用大投入，大制作，大场面，大气魄，大名星来吸引观众，有时作品越无新题材、新思想、新内容，就越要靠华丽的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舞台艺术招徕观众。
正是艺术界的这类重包装，轻题材现象，促使布莱希特产生了革新戏剧艺术的想法。余匡复教授在书中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发人深思：有新观念的人没有社会影响，有社会影响的人没有新观念。这话不仅说透了布莱希特与托马斯·曼之间的地位和差别，也适用于他面对莱因哈德时的心态。一个莱因哈德麾下的年轻艺术顾问，有何德何能，敢于指责顶头上司的艺术为不动脑筋的“美食艺术”？
布莱希特仰仗的就是他的新观念，他要用创作把这些新观念变成“社会影响”。余匡复教授所展示的布莱希特的新观念，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
一是艺术家首先要关注和发现社会生活中的新题材。他眼中的新题材，就是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用艺术的方式揭示战争、工人失业、经济危机、股票市场、粮食分配、交易所买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等问题的根源和因果关系。与那些在形式和技巧上出奇制胜的艺术家相比，布莱希特显然走了一条困难得多的道路，也正是因为走在这样一条道路上，使他与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相比方才高出一头。
二是提出“现代戏剧是史诗剧”（本书作者译为“叙述体戏剧”，亦译“叙事剧”）的观念。把史诗的“叙事性”或称“叙述性”运用在舞台上，在欧洲戏剧中不是没有先例的，但“史诗剧”这个观念，在欧洲美学史上的确是个创举。自从亚里士多德把文学区分为以叙事为主的“史诗”、以抒发感情为主的“抒情诗”、以舞台表演为主的“戏剧诗”3大类以来，文学创作大体上是在这3个框架内发展和演变的。19世纪德国浪漫派曾经提出“综合艺术作品”的理念，试图冲破文学体裁的严格界限，例如小说出现了抒情化、戏剧化的倾向。而戏剧吸纳史诗的叙事手法，这在欧洲民间戏剧中是常有的事情。德国19世纪剧作家毕希纳的《沃依采克》、豪普特曼的《织工》，都吸纳了史诗的叙事手法，布莱希特为了表现他的新题材，则穷其一生的精力，尝试把史诗的叙事因素运用到编剧和舞台表演上来。
三是倡导“非亚里士多德式美学”观念。余匡复教授把两种对立的美学主张，简化为：“模仿——共鸣——净化”和“间离——思考——行动”，以便于读者对布莱希特美学主张与欧洲传统美学进行比较研究。在这种比较中，人们不难看出，布莱希特的观念“新”在，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的任务不仅要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就是提倡用批判的眼光欣赏艺术，从而由艺术欣赏导致变革世界的行动。这种观念与把艺术视为“精神满足的替代品”，“精神缓解剂”等主张相比，显然是减少了精神贵族色彩，更符合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与只是倡导“净化”的传统美学思想相比，更具有时代感，更富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品格。
四是强调艺术的教育和启蒙功能。布莱希特强调这种观念的目的，在于改变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关系，把传统的被动的艺术欣赏，变成积极的主动的艺术欣赏，把艺术欣赏变成一种创造性行为。把观念从艺术欣赏的陶醉状态中解放出来，实现娱乐与教育的辨证统一，给艺术“寓教于乐”的“乐”字，增添理性的、思维的、甚至政治的内容，而不再局限于感情、道德的净化，使之更符合科学时代观众的要求。正如余匡复教授所说，思考越来越成为一种享受，成为一种科学时代的乐趣。在这一点上，布莱希特显然是继承并发展了席勒的审美教育理想。
所有这些新观念，不仅在理论上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导致了艺术理论上的争鸣和新发展，也使布莱希特在戏剧创作方面开创了新局面，成了20世纪独树一帜的戏剧家。尤其是他在流亡时期创作的那些经典性的史诗剧，如《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四川好人》、《潘第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伽利略传》和《高加索灰阑记》等，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了20世纪戏剧艺术的创新者。他的“社会影响”，甚至远远超出了他当年的顶头上司莱因哈德。二战以后布莱希特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西方知识分子的影响，毫不逊色于卢卡契。
《布莱希特》一书里所描绘的布莱希特形象，大大有别于英国人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所描绘的布莱希特。在这里，布莱希特是一个坚定而又不失灵活性，既信仰历史唯物主义，又大力倡导辩证思维的马克思主义；在保罗·约翰逊笔下，布莱希特被恶意歪曲成了一个两面三刀，周旋于两大敌对阵营之间的投机分子。保罗·约翰逊就是用这种手法，教人们警惕布莱希特这个“雅各宾党人”。读读《布莱希特》一书，保罗·约翰逊散布的那些精心编织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此外，本书对布莱希特与他身边那些女性的婚姻、爱情的描写与批评，也不同于保罗·约翰逊。
《布莱希特》一书作为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布莱希特传记，有一些疏漏，这是不足为奇的。照我想，作者若在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上多花些笔墨，这部布莱希特传记就会写出自己的特点，从而区别于德国学者写的同类著作。其实，克劳斯·福尔克的《布莱希特传》和《布莱希特年谱》就在这方面花了不少功夫，钩沉了不少相关材料。
话还是再说回来，这本布莱希特传记，毕竟是我国布莱希特爱好者久已翘首盼望的书。它将帮助我国读者全面了解布莱希特，也为人们深入研究布莱希特，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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