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班车上，坐的都是到市区上班的人，因此，打电话的话题，皆与工作有关。虽然是各说各话，但是总的来说，都可以被编辑在一个主目录之下。经营与理财，就是这个主目录的两大关键词。越向下层细分，话语就越趋繁复，包括A公司经B公司转来的支票有没有兑现、怀孕期间能否购买保险（金融保险类）；开具假LC是否非吃官司不可（贸易＋法律类）；夜总会开出的发票为什么不能冲抵营业税（服务业＋税务），等等。
我发现，在聆听上述话题的同时，若能主动将打电话人之神情、姿态做多媒体整合而观，这场演出便立即增值，全面升级，talk show骤变莎剧，卡拉OK顿作百老汇歌舞。最令我难忘的一次，是目睹一人在现场做“语音呼叫”表演。原以为趴在地上狂叫“总部”“总部”的，只是广告的夸张，没想到日常生活中竟真有其事：他先是叫了“厨房”，这使我相信他是一个开饭馆的，接着又叫“桑拿”，嗯，有点低估了他……直到他深沉地叫了声“警备区”之后，我已经主动放弃了这场艰难坎坷的智力测验。
哈佛学不到——半年来，我对财富的认识与日俱增。我不仅懂得了“付款慢，追款要快”这样普遍性的理财原则，而且记住了注册带com兼带cn的域名，更能使华尔街的风险投资家们热血沸腾。与此同时，我也逐渐地熟悉了他们，一厢情愿地建立起一种单向的私人感情，悲伤着他们的悲伤，幸福着他们的幸福，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移动着的“陌生人空间”里，尤感乐趣横生。我甚至逐一知道了他们的姓氏和职务，个别暂时还弄不清楚的，就私底下替他起一个。例如，有一位腰杆笔直，总是关着手机，必先看BP机再回电话的中年男人，我称他做“没有人给他打电话的上校”。哪一天在早班车上见到他们中的一位没怎么打电话，或其中一人的电池在开车后十分钟内被消耗殆尽，我都有无限的失落和惆怅。
我终于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病。在其后的一个星期里，我在早班车上就不停地用这种自我拷问来抵抗被迫的聆听。被迫，是的。首先，我是被迫的，这一点至为关键。我本善良，并无偷窥倾向，是前后左右的这些人，主动向我传播了他们的隐私和商业机密。不过，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自己讲电话的音量过高，因为打鼾者发出的声浪，以分贝计算，绝对能把邻近的任何一个熟睡者吵醒，却惟独吵不醒自己。再一想，这其实并不是声音大小的问题。我发现他们享受的乐趣远大于我。他们可能是一群从不打听别人的隐私，却乐于主动袒露自己隐私的好人。他们享受着这一点，同时也衷心希望能与我分享。
我不能带着冷漠的表情离开，更不能站起来对大家说：“太不像话了，这也敢说”，或者“你的（生意）太小了”，“比你更大的（买卖）我见得多了”。于是，有一次，正当金融保险组讨论到加入世贸对猪肉价格的影响，服务行业组商议到三陪小姐交税之利弊，我的电话铃响了。接过电话，鼓起勇气大喝：“别烦我，正和世界五百强企业的CEO举行财富论坛呢，难道你听不见吗？” （摘自《思想工作》，沈宏非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