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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30多年以后，“文革”渐渐快要被人们淡忘的时候，沈乔生的小说《狗在1966年咬谁》重新唤起了人们的记忆。作品中的主人公“我”是资本家出身的15岁的中学生凌泉申。作品通过“我”的叙述，向读者展示了他和他家庭在文革初期的经历。
尽管在这以前也曾有过不少作品向人们描述过关于文革的记忆，但这部小说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心灵震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写出了文革的“寻常性”，或者说写出了文革与人性的某种“关联”，正因为“寻常”与“关联”，所以就更接近真实，也就更深刻地揭示了文革的必然性，使读者的思索与感悟溢出文学之外。
小说的故事背景在上海，上海作为一个商业化的城市，是市民意识浓厚的地方。因此，《狗在1966年咬谁》这部小说在叙事方面的一个特点是反映了比较明显的市民立场和市民心态。所谓市民立场和市民心态，指的是小说的主人公以及他周围的人们大都不是或不曾有过权贵身份，他们生活在一个世俗的环境中，他们是大都市里的芸芸众生，关注的是具体的眼前的利益，看重的是个体的、能够得到的实惠。这是《狗在1966年咬谁》在写作上与其他文革小说的不同之处。
从作品的描写来看，尽管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但是对市民来说，日常的生活是最重要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文化大革命照样革不了市民生活文化的命。小说中写到即使城市里造反行动已经开始，凌家还是要到西餐馆享受法式餐饮，身为资本家的凌泉申父亲无论何时也不会放弃美食之欲。而这时的上海大都市之夜，虽然早已是灯火阑珊市面暗淡，女阿飞吴红妹却还在街道僻静的一角偷偷地引诱男人。尽管当时政治口号震天动地，但是对市民来说，他们只关注生活的本身，他们没有高深的理想，他们只注重自身的愉悦。小说中写到凌泉申与“小美人”之间的爱恋，这在爱情被禁锢的年代，不仅是市民的生活意识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意识的一种消解，而且他们的爱恋也非常的世俗化，他们只是青春时期少男少女的彼此好感以及互相喜爱。
市民的心态经由作家的描写在《狗在1966年咬谁》中得到生动的展示。细读之下。人们不难发现，市民心态与文革的关联表现为正负两面的效应。在一般的情况下，市民心态总是对政治动乱起抑制作用。如社会学家所言“市场行为、商品经济所造就的世俗化，必然意味着对个人利益的尊重，以及个体利益之间、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划界。中国社会传统的群体本位的价值便渐为个人本位的价值所取代。这是上海人‘各管各’心态在价值观上的深层原因”。但是，如果一个不讲规则的世道，或者能使人凭空产生出巨大的利益，或者可以使人有了“公报私仇”的机会，市民的世俗心态也会转化成为投机行为，为“获利”而掺和社会的混乱。因此，建立规划有序的社会环境，让市民通过“合理”的途径不断得到实惠，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市民心态的正面效应，使之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推动力量，同时也就可能形成一道群体的心理屏障，避免《狗在1966年咬谁》这样的故事发生。这也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狗在1966年咬谁》，沈乔生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定价1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