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崇道
赵琪在戴煌写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书中死了；而今在中华读书报上柳萌写的《一个“死”于书中的“右派”》文中赵琪活了。人死后又复活？！天方夜谭！
我不敢对柳萌和戴煌两位作家品头论足，但作为难友和知情人，我应该提供事实，以澄清死活。
我，1958年4月底到北大荒850农场监督劳动。1959年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同年安排在云山畜牧场基建大队（人称右派队）当文书，做些有关右派的日常事务。主要是写写材料（包括写右派的死亡报告）。虽经“文革”，但我还是保存了有关当年右派的一些文件和材料，正因为我拥有证据，所以我有说话的资格。
柳萌和我同在850农场，但不在一个分场，所以互不相识。柳萌先生在他的文中说：“赵琪于1958年4月到北大荒，在监督劳动下至1960年……摘了帽子，到江西……”。
我翻看了1960年文件，得知柳萌（刘氵蒙）是在850农场5分场劳动。
根据中央考察团负责人（一机部唐处长）传达的中央指示精神：“死去的右派，原则上都要给摘掉帽子。”于1960年12月20日农场党委批准给一批死去右派摘掉帽子。在死者摘帽子名单中，排在第五位的就是赵琪。
赵琪确实死了，而且是死后摘的帽子，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那么，柳萌在文中说：“死在书中的赵琪先生，如今还健在，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了。”
柳萌的文章完全没有交代，活着的赵琪是否“共产党员”，脸上是否“带有几颗浅麻子”，当年是否“被自己的妻子所抛弃的不幸的人”。而《九死一生》第193页对此都是写得明明白白的。
然而柳萌没有拿这些标准答案与他所熟悉的健在的赵琪作对照，就在他的文中明确表示：写赵琪死了的书失实了。
依我看，北大荒可能有两个赵琪，但我可以负责地告诉读者，850农场云山畜牧场只有一个叫赵琪的右派。这个赵琪确实是死了。
柳萌和戴煌二位作家是难友、老熟人，平日又联系不断，还称兄道弟的。按理，柳萌得知赵琪健在的消息本应及时告诉戴煌，而柳萌“多次见到戴煌兄想问却觉得难以启口”。但却在中华读书报上勇于向上万读者宣布：“当年的‘右派’赵琪没有‘死’，由于戴煌和殷毅二兄记忆有误，致使赵琪‘死’于二人的书中”。对此我必须说，殷毅引用戴煌的文章，不存在记忆的问题，因而无所谓“记忆有误”。这显然是柳萌先生的误写。
戴煌当年是在云山畜牧场劳动，所以和我认识，戴煌在写《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初稿的过程中，对于死去右派的情况慎而又慎，曾多次就死去右派的情况采访过我和徐少白（南京）、蒋同?（合肥）、郝起新（南宁）等1959年第一批摘帽子的难友；在1998年《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第一版问世时，又征求过我等难友的意见。我们的评价是，戴煌这本书写得很好，好就好在事实的真实性。
徐颖
1958年初春，北京中央机关的上千名右派被流放到黑龙江劳改。我因在光明日报任记者，写了一篇稿子，据说是“攻击了党的高等教育”而被划为右派，也在这个队列之中，分到完达山下的850农场云山畜牧场，地名叫五幢房。
虽然没有持枪人押解，但每个人头上顶着无形的“帽子”，加上严寒的天气，心情是沉重的。
5月，大地开冻了。一天，我们十多个女右派被分配挖土。旁边有个用破板子拦起的厕所，两位男右派在掏粪。忽然，其中的一位呕吐不止。他个子不高，体态较弱，40岁上下，方脸上有几颗麻子，人们都叫他赵麻子。他抬了几筐大粪，越吐越凶，把点早饭吐光了，吐出了黄水，脸色变白，这才被换了下来。听到有人骂了一句：“他妈的，赵麻子还顶娇气。”当时，我想，胃肠不适引起的呕吐，是生理自然反应，不是假装的。这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以后，我们经常变换劳动地点，很少再见到赵麻子。至于他叫什么？没有细打听，有人说叫赵琪（音）。
1959年11月，接到命令，女右派一律回原单位。
一年后，传来北大荒死人的消息，其中有赵麻子。1998年读了我们同一劳改队的新华社老记者戴煌写的《九死一生》一书，记叙了老赵之死。40多年过去了，在完达山下，赵麻子的白骨可能已无处寻找了。
近读5月14日《中华读书报》，柳萌先生写的《一个“死”于书中的“右派”》一文，忽闻赵琪还活着，住在上海浦东。
但仔细想想，上海这位赵琪是否是当年北大荒的赵麻子？此赵非彼赵，如何区别？我看只有以脸上是否有“麻点”为证了。
日前，中华读书报送来了现住上海浦东的原交通部人民航运报赵琪的照片，仔细辨认后，我确信，照片上的赵琪并不是当年我们云山畜牧场的那个赵麻子。
因为我没有使用电脑，所以没有看到柳杨两先生的文章。
我在1978年交通部给我在江西上饶工作单位发来关于右派改正的通知后，当年夏天到北京一趟，在工人日报社见到XX。他劈头第一句就问过我，“你不是死了吗？”我苦笑地回他一句，“我没有死。”接着说了别的，没有深究他为什么那样问我。当然，在北大荒接受监督劳动处分的右派，是死了一些。1998年我在新华书店看到戴煌先生所写关于右派的书，翻阅到赵琪累死在水坝工程的叙述，使我想到XX的提问。我想戴先生写的可能有错，因为我在北大荒的三年，养猪、盖房子、种大豆、割小麦和排水、伐木等劳动都参加过，就是没有干过修水坝、挑土的活。又想戴先生写的赵琪，可能是个同名同姓的另一个赵琪。据我所知，早年报上登过山东有个赵琪，干什么的不记得了。后来看电影，知道东北长春制片厂工作人员有个叫赵琪的。但不知道交通部是否除我之外，还有一个赵琪，而且也打成过右派。
我是1957年在交通部政治部人民航运报当记者组长时，当年5月在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发言，讲到机关报往往报喜不报忧，有脱离群众倾向，被视为攻击党，而于当年7月20几，被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新闻栏点名，划为右派的。
在北大荒劳动分在853农场3分场6中队。同队中有交通部机关干部6人。队里还有农业部、外贸部、铁道部、文化部以及合作总社的干部。我于1960年底摘帽，1961年初分配到江西交通厅汽车运输局做一般干部工作。
我于1949年5月上海解放之日，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时，响应党的号召，参加革命。1956年7月，调交通部人民航运报社，总计做过8年新闻工作。
我于1980年从江西退休回上海家中，1983改退休为离休，享受处级干部待遇。
自幼立志为复兴中华而读书和工作。虽然人生坎坷，仍未改初衷。离休后参与创办上海市普陀区老干部大学，并负责主持该校教务处工作凡十一年。近三年来与海运学院退休教授一道，研究交通方面的基本问题，由我执笔，写成20多篇有学术性政策性论文，发表于专业杂志和报纸，作为建言献策，希望有助于交通事业的发展。
我们先后查阅了1958—1960年的大量的档案卷宗，未发现有赵琪其人。
在1960年云山农场党委3号（永久）卷中查到赵杞。
赵杞：男 年龄：43岁 籍贯：山东省 家庭出身：下中农 本人成份：职员 文化程度：大学 职务：交通部科员 问题性质：右
见附表1（附表略）
在1958年云山农场党委（永久）卷“右派分子名册”中也有赵杞的名字。见附表2（附表略）
在（长期）卷“云山畜牧场右派名册”中也查到有赵杞的名字。
见附表3（附表略）
未查到赵杞同志的死亡记录。
未查到1960年12月20日有关右派摘帽文件。
戴煌先生在其出版于1998年的名作《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曾叙及交通部一位名叫赵琪的先生被打成“右派”后病饿交加死于北大荒的遭遇。5年之后，殷毅先生又在其新近出版的回忆录《回首残阳已含山》中引用了这段文字。柳萌先生认为，交通部被打成“右派”的人中只有一个叫“赵琪”，因此书中所说的“赵琪”应当是当年在交通部人民航运报和自己一起被打成“右派”的同事赵琪。而据他了解，这位赵琪先生仍健在，就住在上海的浦东。柳萌先生不愿意让这位已至耄耋之年的老人继续生活在“已死”的阴影下，于是撰写了《一个“死”于书中的“右派”》一文，刊登在今年5月14日的本报上。柳文刊出后，本报先后收到了杨崇道先生的文章《关于〈一个“死”于书中的“右派〉》和徐颖先生的文章《老赵之死》，提出戴柳二先生所说的“赵琪”可能是同名同姓的两个人，而戴煌先生所说的那位曾在850农场云山畜牧场劳动过的赵琪确已死了。
为了弄清情况，我们在致函上海的赵琪先生的同时，将电话打到了交通部人劳司。据该司有关同志介绍，此事需要查阅档案才能了解清楚，而关于“右派”问题的档案均保存在交通部档案馆内，由于非典疫情的影响，该馆已暂停对外开放。随后，我们又与牡丹江农垦局所属850农场取得了联系。850农场档案室的同志经过认真查找，未查到有关“赵琪”的任何档案资料。鉴于当年云山畜牧场的档案已转入云山农场保存，他们建议我们请云山农场帮助查寻。云山农场办公室的领导和同志们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进行了大量认真细致的查证工作，结果未在档案中查到“赵琪”其人，而是查到了一名叫“赵杞”的先生。根据档案显示，“赵杞”系交通部干部，在850农场云山畜牧场劳动时所在的队即是戴煌先生所在的队。
世界卫生组织对北京市实行非典双解除后，我们再次与交通部档案馆取得了联系。经该馆同志积极争取，有关部门迅速批准将已临时挪作它用的档案阅览室空出半天供我们使用。7月9日，在人劳司综合处和档案馆的帮助下，我们在50年代至90年代的大量档案卷宗中，查到了交通部《1958年送往密山劳动的（三类以下）右派分子名单》，此前云山农场查找到的“赵杞”先后三次出现在这一卷宗中。接下来，我们又查到了后来为“右派”落实政策的有关线索。由于预约时间已到，我们只能委托交通部档案馆的同志继续查找相关档案。该馆同志不辞辛苦，遍阅为“右派”落实政策时期的个人档案目录，最终查找到了有关“赵琪”和“赵杞”的档案各一卷，并且未另外发现与“赵琪”同名同姓者。
据《关于赵琪同志极右派问题的审改结论》及相关档案介绍：赵琪，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1956年7月调到交通部人民航运报任编辑组长、记者组长，划为右派分子后送黑龙江国营853农场监督劳动，1960年12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原行政待遇自1978年10月起恢复。情况与赵琪先生致本报信中的自述吻合。
另据《关于赵杞同志右派问题审改结论》及相关档案介绍：赵杞，交通部水运科学院科员，1957年反右时定为右派分子，1960年5月病逝，1961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而根据戴煌先生书中所记，“赵琪”死亡的时间正是1960年的5月。
由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戴煌先生书中所写到的那个交通部的“右派”的确是死了，只是他的名字不叫“赵琪”；而交通部叫“赵琪”的那个“右派”确如柳萌先生所说，如今还活着。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刊发《一个“死”于书中的“右派”》一文之前，我们若能与戴煌先生和殷毅先生做一及时的沟通，相信会对弄清事实有所帮助。为了弥补工作上的欠缺，我们尽自己所能做了一些调查工作，并在调查结束后向有关各方通报了情况。为说明事实，同时根据有关当事人的意见，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并刊出本报调查附记和云山农场关于查阅相关档案情况的说明，以及杨、徐二先生的文章和赵琪先生给本报的回信。为刊发此信，我们曾事先向赵琪先生征得同意。今年已83岁高龄的赵先生表示：“我写这封信，只是想说明——这个人还在。”他还特别嘱付我们：“请转告戴煌先生，他的书我看过，写得很好，他的观点我同意。请转达我对他的敬意。”
在我们调查了解此事的过程中，殷毅、赵琪、杨崇道、徐颖诸先生耐心地接受我们的电话或信函访问，交通部人劳司的同志以及许多离退休的老同志热情地为我们释疑解惑，牡丹江农垦局档案室、850农场档案室和虎林市档案局的同志积极地为我们提供线索，尤其是云山农场办公室及其所属档案室和交通部档案馆高品质高效率的工作给我们留下了至深的印象，在此谨向上述所有为我们提供过帮助和支持的单位与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