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的缘起十分简单，曾参与《辞海》编纂，担任过《汉语大词典》编委，做过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退休后又被聘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的金文明，从一个余秋雨散文爱好者的角度，发现了余秋雨散文中很多文史差错。写成多篇文章在《咬文嚼字》上发表，希望余秋雨能够在以后的版本中改正。但是，金文明后来发现，余秋雨对批评的态度是公开拒绝，而这些错误并非一般的细节问题，有的是余秋雨整篇文章的立论基础，因此他将近几年来阅读余秋雨散文记录下来的文史差错进行了整理，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辨，写成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指出了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三本散文集中126处差错，7个有待商榷之处，每一处指正都有史料佐证，这本22万字的书共引用了170种古籍，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考证。
但是，余秋雨不以为然，他认为金文明太夸张了。在余秋雨眼里，金文明所谓的大量错误，有的是他不理解死文字与活文字的关系；有的是他不清楚学术文化界的现状，把历史学家新的研究成果当作了“错误”；有的是金文明读书太少，把自己没有接触到的材料说成是毫无根据；余秋雨认为，像金文明这样的“咬嚼派”纠缠真伪难辨的文史细节，对大一点的文化学术课题一片茫然，心中没有大文化，对年轻人创造性思维损害太大。
本来这些话题也还属于正常的学术争辨，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文章的末尾，余秋雨话锋一转，借沪上已故著名出版家、杂文家罗竹风之口对金文明进行了含沙射影的攻击。
被余秋雨称为“我的朋友”、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对这种含沙射影的做法十分不屑。认为偏离了学术探讨，是一种旁门左道，很不可取。郝铭鉴认为金文明对余秋雨的批评是有根据的，有震撼力的，金文明的文史功底远在余秋雨之上，由于工作经历以及本身的刻苦努力，金文明是个稀有人才。当年筹办《咬文嚼字》是罗竹风同意请金文明做编委，并多次对郝铭鉴说金文明很有学问。余秋雨的反驳文章郝铭鉴连看了三遍，他认为文章本身很失分，余秋雨对自己的差错完全不认账，他的反驳气势汹汹，强词夺理，玩弄论战技巧，缺少文化人应有的虚怀若谷的气度。郝铭鉴说，余秋雨过去对《咬文嚼字》一直说好话，但2000年选咬12位作家后，那么多作家被咬，态度都很好，惟有余秋雨没有表态。在这篇反驳文章中，更是流露出了对咬嚼派的一种情绪。郝铭鉴说任何文化的消费过程都是一个咬嚼的过程，咬嚼是文化生态链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咬嚼，文化也就不可能健康地发展。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评论家郜元宝在谈到金、余之争时说：涉及历史的文学写作都应该以尊重历史为前提，这似乎用不着多说。但有的作者并不服气，他们自认为有比历史更真实更重要的思想要表达，而表达这样的思想，是可以牺牲历史甚至捏造历史的。他们忘记了，他们那些重要思想为什么非得和历史绑在一起不可呢？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语文教育专家赵志伟说：我觉得余秋雨的“咬嚼派无补文化”的判断下得太武断，有失分寸。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化，咬文嚼字即其一也。你可以写你的大散文，别人也可以搞他的“小标点”。术业有专攻。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没有听说过桐城派作家批评乾嘉学派是没有大文化观的。
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李伟国是金文明文章中提到的一个人物。他从金文明那拿到《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后认真研读了全书。他说金文明指出了100多处的“文史差错”，都是有根有据，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曲折有致。书中指出的许多问题，比如“洛西”不等于“洛水之西”，“华阳亭”不能漏了一个“亭”字，《巷议》的作者是吴孝宗而不是李师中，吕洞宾是唐朝著名道士，不是道家始祖，化名“王敬轩”的是钱玄同而不是刘半农，《荔子碑》不是柳宗元的手迹，等等，都是提得对的。不过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比较简单，比如将李师中写成吴孝宗，显然是因为在宋魏泰的《东轩笔录》中有一条记李师中和吴孝宗两个人阿谀王安石的事，余先生将吴的事记在李身上了。李伟国说，像这样的问题，如果不作太多的“考辨”，对方也不会“申辩”。
但李伟国认为余秋雨的散文毕竟不同于文史学术论文，在某些问题上，似乎可以探讨、补充，而不足深罪。比如关于林和靖究竟有没有妻儿的问题，既然前人有两种说法，余秋雨先生在作品中使用了一种说法，尽管这种说法不是主流，将来在学术界甚至可能被彻底否定，现在余先生使用它，也不能说是大错。又比如说关于嵇康《广陵散》的传承问题，余秋雨先生采用的是一种比较通常的说法，这种说法富有传奇色彩，自然经不起古今学者的学术推敲（在学术史上这样的例子不少），但作为文人的余先生借助这段故事来传达自己的感受，似无可厚非。范仲淹写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却没有到过岳阳楼，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从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来看，他实在没有欲为此事做学术翻案文章的意思，而相反，说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楼，也没有铁证。
还有如叶昌炽误作“叶炽昌”之类，则是明显的编校差错。李伟国说，金文明的这本新作既然是对别人所出的差错的考辨，肯定会特别注意自己不要发生差错，但差错毕竟是难免的，除了金先生自己已经发现的“知识盲点”“任匡卫理斯”以外，李伟国也看到了几处编校的疏忽，如有上引号没有下引号以及排字形近而误之类。
李伟国认为，余秋雨和金文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人士和社会角色。金先生是一个十分专业的辞书编辑和编者，还出版过古籍整理著作，在他看来，对词语和文史资料的运用，来不得半点的马虎，而且他又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倔劲，于是就有了“石破天惊”的“逗”和“咬”。余先生则是一位带有学者色彩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富含思想，优美大气，拥有数百万读者，享有较高声誉，他赞同一位先哲的说法，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没有对错，余秋雨并不想歪曲事实甚至篡改历史，但当有所思考、有所感悟，文思如泉涌的时候，他也会忽略一些他认为并不重要的细节乃至发生差错。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这样两种大相径庭的理念，现在发生了碰撞，这种碰撞对于读书界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人们可以参与讨论，从中获益。不过讨论要有良好的气氛，金先生和余先生素昧平生，但好像已经有了过节，从金先生的书和见诸报端的各种谈话来看，其间有不少话也是多余的。
据了解，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最近已被台湾一家出版社买去了中文繁体字版权，金文明为这本繁体字本除增加了几篇文章外，将原先4000多字的序改换成一万多字。金文明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一文（一万多字）也被转至台湾。这场争论是否会转移战场，不得而知，但广大文史爱好者以及爱好文史知识的年轻人，希望的是无论是学术大师还是散文大师，在为青少年普及文史知识的之前，首先为年轻人树立好的学术品质和学术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