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从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的故事笔记中找出的几则记述，可以管窥隐没在历史长河中的遣唐使和留学僧们的心影。
12世纪成书的《今昔物语集》记述，玄奘法师听说道昭是奉天皇之命来学唯识法门的，立即将他传入，亲自迎接，让他在自己身边学习，“如瓶水之泻”，把学问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由此却遭到了原来弟子的抱怨。有人抱怨说：“日本人再有才能，终究是小国的人，比不得中国人。”玄奘法师回答说：“你快到日本僧人住的房间里看看！”三位弟子跑去窥探，道昭正在那里读经，口吐白光。那些弟子见了，无不叹服。《续日本纪》还记述了道昭归国前与玄奘告别的情形。玄奘以所持舍利、经论咸授道昭，对他说：“我看你能弘扬佛法，现在把这些都交给你使用。”
遣唐使由于多种原因不能回国，长期居留中国，便有人娶妻生子，这种“国际婚姻”不免带来悲欢离合的传奇。《宇治拾遗物语》卷十四收进的鱼养故事说，从前遣唐使里有人在唐时娶妻生子，那孩子还年幼，父亲却要回国。临行时和妻子许诺说：“再有遣唐使来，我让他们给你捎信。”但他一去便杳无音信。母亲就给那孩子脖子上挂上写着“遣唐使某的儿子”的牌子，跟他说：“如果前世有缘，就会父子重逢。”于是将孩子放进海里。在大海的那一边，那孩子的父亲一日骑马来到难波（在今大阪南部），忽然见到海面上漂来一个白色的东西，像鸟儿一样浮在水面。原来是一条大鱼驮着一个可爱的孩儿。父子相认，传为佳话。这个大海相助、灵童不死的父子重逢故事，使人想起《西游记》里三藏法师婴儿时代的“江流儿”传说。鱼养的传说，很可能与一位活跃于8世纪末到9世纪初的书法家朝野宿祢鱼养有些关系。有传说说他的父亲就是遣唐使吉备真备，还说奈良的十轮院就是鱼养创设的，那里现在还有“鱼养冢”。鱼养得鱼神之助只身漂流过海找到父亲的故事，正是遣唐使将当时先进的唐文化传到日本的象征，在鱼养身上，寄寓了那时日本人对大陆文化憧憬的心理。
然而，在憧憬的背后，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某些日本学者所说的“小国大国意识”。具体一点说，这种意识里包括着“小国人”害怕在“大国人”面前被小视的过分的“文化自卫”心理，以及“小国不让大邦”的抗争挑战情绪。在道昭传说中，道昭是以他口吐的白光，在向小看他的唐人显示他的佛性，证实他的超凡脱俗。遣唐使中止以后，日本贵族社会趋向于内敛，这种对唐的复杂心态在有关遣唐使的传说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平安时代中后期问世的《江谈抄》，里面描述遣唐使吉备真备到唐后，被安排在鬼魂出没的房间里，被迫接受解读《文选》这样艰深的考试，由于受到先来的遣唐使鬼魂的帮助，才最后折服高傲的唐人，使得他们再不敢小看小国日本人。而正是那位两度赴唐的吉备真备将《唐礼》和《大衍历经》等典籍携回了日本。在鱼养乘鱼渡海的故事里，鱼养因为是日本人的孩子，所以他一定要回到他父亲的国度，在战胜万里鲸波的幻想魔力当中，不正可以看出当时日本人的国际意识和民族意识吗？
《宇治拾遗物语》还写了一位遣唐使大刀杀虎的故事，一个大雪天当他回家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便提着大刀顺着足迹追了过去，在山里看到老虎正在咬吃自己的孩子，就冲上前去把老虎砍死了。唐人看到他把已经死去的孩子夹在腋下回来，都赞叹说：“到底是日本人，好厉害，可不能跟这个国家作对。”在这个故事里，遣唐使不是谦逊有礼的学士，不是僧徒墨客，而变成了身挎大刀的杀虎壮士，向唐人展示民族气概的精神偶像。
遣唐使虽说是留“唐”，但也与今天我们的留“洋”扯得上些联系。遣唐使的留“唐”心态，并不像遣唐使那样早已成为历史遗迹，它在文化发生碰撞与交流的地方还会反复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