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障碍是我们谋求扩大版权输出时应首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语言差别是文化差异的主要表征，而出版却又是以文化为内涵的产业，当图书需要以另一种语言翻译出版，以另一种文化来表达时，翻译就不仅仅是技巧问题，而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沟通和交融。这时，我们应当慎重地挑选那些同时具备中西文化背景的海外华人华裔来从事这种工作，这样才有可能保留中国文化的精髓和特色，最大限度地减少翻译的失误。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绝大多数输出版权的出版物原本只是适应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具体“情境”而创作的，而海内外读者在知识背景、阅读心理、审美情趣、接收习惯等方面又存在着巨大差别，如果输出版权的图书希望在海外市场赢得有效认同，取得预期的市场效果，我们还需要在保留原版图书内核的基础上，密切结合版权输出地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二次创作。即使同是面对港澳台读者和东南亚等地的华语读者，我们在装帧设计、表现形式等方面也需要再加工。惟有如此，我们的图书才能克服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水土不服问题。美国的《芝麻街》的版权输出到中国后，制作人在保留人物形象的前提下，也根据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欣赏习惯来进行了二次创作，从而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果。这种充分本土化的策略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不要想当然地以为海外的市场需求同中国的市场需求相比就具有同质性，其实海内外在文化观念、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短期内难以消除的差异。但我们不同文化之间也有着普适价值的存在，有着共通共融的方面，关键是看我们的出版人如何找准这个中外文化交流的对接口。少儿社根据民间故事改写的连环画图书《宝船》系列，从内容到形式既体现了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在思想内容上又为海内外读者所喜闻乐见，因而在海外赢得了广泛的市场。可供比较的例子是，中国民间故事和古典文学资源尽管丰厚无比，却没能够像希腊神话、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那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究其原因，在于挑选版权输出题材时没有找准对接口。要知道被中国古人视为至孝标本的《二十四孝图》在海外可能会得到意义完全相反的解读而遭受读者的强烈质疑！如此一来，我们在对外输出版权的图书的题材选择上要慎之又慎。
版权输出的渠道建设也是当务之急。这又主要涉及版权代理机构的建设问题。按照社会化、专业化分工的要求，作为中介的版权代理机构应当在版权贸易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出版社无论大小都分别跟不同的海外出版商或版权代理机构进行业务往来，效率和效益低下不说，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国外的大型出版集团在开展版权输出业务时往往会将自己出版物交由权威的专业版权代理机构处理，从而集中精力从事出版工作。而迄今为止，在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化、规模化、制度化运营水平高的权威版权代理机构，能够及时准确地传导海外市场对中国出版物的需求信息，从而在中国版权输出事业中切实地发挥桥梁作用。理想的状态是出版社在版权输出上“集中授权”，充分市场化的代理商则“统一管理”，各有专攻，实现多赢。为此，国家在税收、资本等方面应制定优惠政策扶持和规范一两家大的版权代理机构，以推动中国版权输出事业的发展。
版权贸易的人才培养问题也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大多数出版社在进行选题策划和编辑制作时，眼睛只局限于国内市场，而缺乏国际意识和全球眼光。其实，很多题材的图书在选题策划的时候就应对它的版权输出前景进行科学评估，这样，在图书中后期的内容选择和装帧设计上，我们就会自觉地考虑与世界接轨的问题。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向多个国家出售版权所得的收益可能会比在国内的收益大很多。如此说来，版权业的从业人员除了具备扎实的专业素质、娴熟的外语水平、有效的沟通能力、高超的谈判艺术之外，还应有国际化的视角，能够在先进的营销理念指导下搞好版权经营工作。 （特约记者彭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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