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更加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思考。笔者读过上述各篇文章后，查阅了手边的一些资料，将一孔之拙见，行文在此，意在抛砖引玉，就教于专家学者，希望早日使此一悬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通读上列各文，首先感到瓜瓞先生不愧为一位具有责任感和敬业精神的读者，或许是位经验丰富的书画鉴定家，对收藏界的最新动态反映得十分敏感，发现问题后立即提出质疑，将问题公开化，舆论化，使之处在一种社会化的研讨范围之中，使问题得到尽快的解决，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但他的推论侧重主观感觉和鉴定经验，论据略显不足。这里的关键是：鉴别文物（从一定意义上讲，已故学者的手迹已经具备了文物价值，更何况像胡适这样在一个时代内曾是呼风唤雨式的人物，他的手迹研究、珍藏价值无庸质疑。）不能只靠感觉和经验来做尺度，更应依据文献记载、同类器物类型等多种手段来断定其年代；运用缜密的思维、科学的方法来确定其内在的价值（不仅仅是收藏价值）。胡适先生曾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之名言，影响了一代学人的治学方法，在这里，“小心的求证”显然指的是运用文献和相关参照物来做科学的立论依据，使“大胆的假设”变得言之有物，以达其理。
所以，从文献资料中探索解疑，方为首举。为便于说明问题，不妨做次文抄公，将引发质疑的胡适《辞宴帖》的原文转录如下：
若木先生： 本日承先生邀吃晚饭，不幸因须赶作一件文字，不能出门，特专函道谢，千乞先生原谅。匆匆敬颂 春安！ 胡适敬上 廿三、三、五
既然书信中有明确的写信时间和收信人姓名，又有因“须赶作一件文字，不能出门，特专函道谢”的事由，查看一下胡适写作此信时的原始记载，或许是条最直接的捷径。
1934年3月5日，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了自己生活、工作的主要情况：
得精卫先生复电：“来电敬悉。已于东日电各驻使通告矣。” 编《独立》91期。 读《周易》一遍，颇失望。六十四卦之《象川》似是一人所作，毫无问题。其人似曾把全书想过一遍，其所作《象传》自成一个系统，亦不全与《彖传》相照应。 读陈援庵《元秘史中“原作伯”“原作别”及其他译音用字》一文稿本，作短书报之。细读《宪法初稿》。
在此之后，又附录了一通周作人的短札及打油诗一首，胡适则以“苦茶先生又寄打油来，再叠韵答之。”和诗一首记之（见《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如此而已，并没有我们希望见到的致“若木先生”辞宴之记载。“帖”中托词的“不幸因须赶作一件文字，不能出门”之文字为何，也未见之记载。难道他通夜赶写文章？那么从翌日的日记中，也只有“写短文，跋日本京都兴圣寺藏翻北宋本《六祖坛经》影印本，共三千字”。似乎与头天晚上辞去一顿佳肴美餐没有因果关系。或许真正是一种托词，谢绝无聊的应酬和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宴请，这也是有可能的。
曾经在1933－1937年间担任过胡适书稿抄写整理工作的章希吕留有日记，其中记录在胡适身边生活事务的部分，被摘编收录在《胡适研究丛录》中。章氏名恒望，安徽绩溪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复旦公学，曾在中学任教有年，嗣后任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北平《独立评论》末校。抗战军兴，自北平返乡赋闲，直至病逝。他的记述，当算是一手材料。不幸的是：当天日记中仍然没有提及这天胡适工作、生活和写作的具体情况。
像胡适这样的名流，经常有人求荐解疑、赴宴应酬的事情在所难免，找个适当的理由推辞一下亦不为过。问题的关键是，被称为胡适的“同乡好友”的“若木”（即“蒯寿枢”）的情况，在通读了胡适日记和相关的研究论著后，并无片言只语的“相互之间有来往”的记载。有关“若木”其人的材料并不多见，同字的人也散见于几种工具书中，孰是孰非，尚未能断，在感慨自己读书不多、见识短浅的同时，禁不住只想请教：成先生在偶然得到胡适信札后是如何考订出“若木”其人的？难道仅仅有了“蒯寿枢若木安徽合肥曾任驻日学务总裁”这样简单的条目（张文引自《中华民国名人传》），加上与蒯氏之后通过电话得知“他说他父亲和胡适都是安徽人，是同乡，的确有过一些交往”便确认此“若木”即是“蒯寿枢”，而不会是其他“若木”吗？这是他本该对读者讲清楚而有意回避，使人生疑的地方。
此外，收录在《民国时期书法》上内容完全一致的胡适书札，究竟与收藏者手上的“帖”是种什么样的关系，就更令人感到疑惑不解。假使这件意外得到的“珍品”，被我们这位“欣喜欲狂”的幸运藏家，早在十余年前就已经提供给书法高手临摹过一件“以假乱真”的胡适信札来，而且一不留神、堂而皇之地收编到《民国时期书法》中，与一代书家相提并论，并且骗过书画鉴定专家的法眼，反被用来当做鉴别作伪之依据，闹了个“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玩笑，真乃学术界、收藏界的悲哀。但从成先生的陈述中，似乎收藏书帖的时间晚于《民国时期书法》的出版时间，也就是说，“伪作”（书札）面世的时间反倒早于“原作”（书帖），这就愈发令人不可解了！如果采用逆向思维的办法来考虑，则会是另外一种解释：即收编到《民国时期书法》中的“书札”是原件，“意外”得来的作伪书帖一经刊布，没有想到会有明眼人冤家路窄地偶然发现了作伪依据的原信出处，这样一来，引发了这起论证的始作俑者，恐怕要背负制造赝品，扰乱收藏市场，用“鱼目混珠”之法来愚弄读者之责了！
当然，仅仅依靠检索日记的办法，也不能看成唯一确认事主是否写过书信的依据。一般人的习惯，是不大保留书信底稿的，即使向胡适这样办事严谨的学者，对有些书信留有底稿，有些则不然，如该日记中提及的作有致陈垣先生的短札，即不见收录于现存结集的胡适书信集中，查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中亦未见收录。书信收藏的价值所在，正可以从中体现。
让我们再去查看一下研究者的成果。所见国内出版的两种《胡适年谱》中，耿云志著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是日不录；而曹伯言、季维龙编著本：“作《苦茶先生又寄打油诗来，再叠韵答之》。收入《胡适手稿》第十集下册。”这与《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目录索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中的记载是相同的。既然问题涉及了苦茶先生，那么翻看一下张菊香、张铁荣编著的《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增订本）如何？同样是只字未记！看来指望从文献记载来考证该信的写作是很难的，大有孤证之势。
行文至此，似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境，但继续深入考察的线索还是有的，让我们再回到“一札两本”手迹件的本身来加以考察。
胡适的手迹不难见，以影印件方式收录胡适手迹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胡适家书手迹》（章飚等编，东方出版社1997年3月出版）就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不妨以成先生采取的办法，将“帖”“札”与之对比，便可寻找出作者的习惯用语和内在的书写规律。如最大的不同之处“匆匆敬颂”的连写问题，恰是胡博士的习惯做法，而“帖”中不伦不类地将此处腰斩为间隔回行的低级错误，正可看出作假者因为“不懂文法”才会弄巧成拙地出现了破绽。至于书写的纸张问题，也是由于作假者有意选用了表示年代的“中央银行用笺”，反因囿于信笺的边框，刻意追求书信的“完美”，使得通篇文字显得拘谨呆板，毫无“潇洒自如”的大家气魄，在“依样画葫芦”缺乏通篇布局心态下，只好将符合文字规范的习惯性用语拆开来写，成其鸡肋。胡博士地下有知，当作何感想！
依靠鉴定作者的手迹来获得依据的办法，应该着眼于选用那些与被印证的手迹在时间上相近、书写方式相似的信件上。当然，如果有相关文物鉴定机构或专家直接对“信札”、“辞宴帖”原件进行科学鉴定，是最好的办法，总比依据发表在报刊、专集中的印刷品来靠感觉和推测要准确得多。
笔者的观点：宁可相信真写作；无须承认伪制造。
在中国内地，对胡适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应当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组织专门人员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的日记》、《胡适往来书信选》率先系统地整理刊布了胡适遗留内地的遗稿，为学术界重新认识胡适奠定了文献基础。与此同时，研究专著也相继问世，其中包括耿云志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年2月），曹伯言、季维龙和耿云志编著的《胡适年谱》也分别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1989年出版，华东师大图书馆则编辑了《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目录索引》，由该校出版社出版。此外另有石原皋著《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等回忆录的出版，近年来安徽教育出版社更是极尽乡情之谊，不惜代价组织人力物力编辑出版了八卷本的《胡适日记全编》。黄山出版社则推出了由耿云志主持编辑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皇皇42册，印数虽仅200套，但其将中华书局本的整理选本扩充为直接影印手迹件，弥补了以往“只得一斑不见全豹”的遗憾，为从事胡适系统研究的人们提供了更为接近原貌的一手材料，诚为学术界的福音，出版界的楷模。
此外，胡适先生的学生和晚年的秘书、助手胡颂平所编《胡适先生年谱简编》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后者为10卷本巨编，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书中收载了非常丰富的材料，其中将胡适先生大多数文章和手稿也摘要或全文录入，为研究参考者提供了很大方便，广为内地学者参考利用。
跨入新世纪，经历过上个世纪“五四”的文人学者，多已作古，对于这些人物的书稿信件的收集、整理已日渐重要。这些已具文物价值的书札手迹，同样受到了收藏者的珍爱，这本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也随之派生出逐利忘义的作伪者来。无独有偶，几乎是与此同时的《中华读书报》（2003年2月19日）上，即刊登有王世家《香港普艺拍出鲁迅手札赝品》一文，披露在香港普艺拍卖公司举办的一次拍卖活动中，一批包括孙中山、鲁迅、李大钊、胡适等近代知名人物的书札悄然登场，鲁迅的信札以6000元港币拍出。而据王先生的考证，这通“鲁迅致王炜春信”纯系造假者临摹的鲁迅手札赝品。足见对名人书信的作伪以求暴利，已经成为收藏界的一大隐患。对收藏名家书信真实性的问题，不仅成为影响收藏者本身利益的问题，同样也给学术研究造成了种种障碍，围绕史料真伪的争鸣，在近年一直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之一，所以我们有必要采取科学的方法从事对史料的辨析。纠明此札之意义，在于考辨藏品之真伪的同时，更将为胡适研究增添内容，通过质疑解惑，可使问题得到明朗，对端正学风，强调学术，使收藏界健康发展均有益处。我们期待着这件胡适书札的真伪问题早日在专家学者的考证研究中，得到圆满的解决。
更希望广大的收藏爱好者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学识，得到一双辨别真赝的慧眼，使那些造假者无从得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