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间科学爱好者”历来有许多讨论，田松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7期）上发表的文章《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一文从科学传播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新的分析。田文认为，“民间科学爱好者”作为一个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从事所谓科学活动的特殊群体，由于他们自身不了解不接受不遵守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规范，他们无法与科学共同体达成基本的交流，他们的工作通常也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而大规模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存在是某种社会问题的反映，在内地，与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社会氛围相关，与大众语境和大众传媒对科学活动的误读有关，也与其自身偏执的心理倾向有关。
《哲学研究》（2003年第4期）刊登的刘晓力《计算主义质疑》一文，对算法主义的强纲领进行了批驳。刘文指出，由于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从计算的角度审视世界已经成为数字化时代的一种思维方式，而人工智能取得的一个又一个成果更刺激了一大批乐观主义者宣称从物理世界、生命过程直到人类心智都是算法可计算的，甚至整个宇宙也完全是由算法支配的。这也即所谓算法主义的强纲领。而刘认为，这种看法中有对计算、算法和可计算概念的误读，也有对计算功能和局限性的估计不足，另外，这种极端还原主义的哲学信念与其所能提供的证据的确凿证据程度显然不成比例。所以，建立在唯理主义还原论哲学立场上，单纯以传统的图灵可计算概念为基础上的计算主义强纲领，必然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都遭遇困难。
近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迄今为止已经得到了很多的讨论，诸如默顿等科学史家就曾深入地讨论过某种宗教气质与近代科学勃兴的正向关联。相比于此，谢文郁《传统宗教意识和中国科学发展》（《自然辩证法》2003年第7期）可以说是一个相反的参照。谢文从冯友兰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观点——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入手，对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从中国发生发展进行了反思。文中以《庄子》和《中庸》为基础，对道家和儒家中国式的存在关怀以及它们为何对近代科学观念下的科学研究不感兴趣进行了考察，得出了下述命题：这两部著作中包含了一种终极关怀，而这种终极关怀与作为近代科学基础的终极关怀完全不同。为了增加说服力，文中还对徐光启和伽利略进行了简要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