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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灯与架梯的爱

2003-08-06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何诚斌 我有话说
余华在《说话》一书中说:“机遇让我走上文学道路”,“那时候(上个世纪80年代)的编辑们还是比较认真地在那里读一些自由来稿……”《北京文学》发现了他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扶植之情使他永远感激不尽。潘军在一篇文章中也写道:“《北京文学》是我早期创作的主要园地,所以这些年来我对她是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的……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像《北京文学》那样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作者的刊物。”

这是肯定有的。你看,不少刊物在封面或封底打出:扶持新人,奖掖新人,推出新人,敬重名家、不薄新秀等等字样。

文学青年成长的心情梦想是一样的。大作家余光中回忆自己当年渴望发表作品的急切心情及发表作品后的兴奋状态,也是体味颇深,他在《没有邻居的都市》一文中写道:“那一刹那,世界是多么奇妙啊,朝霞是新的,报纸是新的,自己的新作也是簇簇新崭崭新。编者,又一次肯定了我,世界又一次向我瞩目,真够人飘飘然的了。”

也就是这种期待编辑肯定的心情,往往就让一些作者解不开发表作品的情结,与编辑产生恩恩怨怨。编辑不阅自然来稿,或看到一部达到发表水平的作品,却因其出自非名家之手便不予采用,这种做法固然令人憎恨!然而,什么是新人呢?新人与新作是有区别的,若你的作品够不上发表的条件(这条件有文本艺术的,也有报刊宗旨与风格的等),就是作者自身而非编辑的问题了。自己的文章像自己的宝贝孩子一样讨自己喜欢,其实写得很糟糕,却不知道。要发表,不是为难编辑,讨骂于读者吗?所谓编辑的关怀扶持,是发掘与开采的爱,是照灯与架梯的爱。这样的爱,作者感到幸福,永远不会忘记,像余华、潘军之于《北京文学》。

我忽然想起一些外国作家的名字,如特瓦尔多夫斯基、格罗斯曼、陀斯妥耶夫斯基、格利罗维奇和温克拉索夫等,想起这些人是因为想起了在他们之间分别发生的爱与被爱的故事。特瓦尔多夫斯基接手主编《新世界》文学杂志后,在前任编辑积留的大量来稿中进行发掘,结果一部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跃出水面。他欣喜地读完,然后十分激动地于当晚赶到作者格罗斯曼家中向他祝贺。于是一部尊重文学自身艺术特征,坚持反映真实生活的真正的文学作品诞生了,一下子给充斥虚假的文坛和作家心灵以强烈震撼……

同样让人感动的是,20多岁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把第一部中篇小说《穷人》投给《祖国记事》后,想不到一天夜里他的门被他所敬慕与崇拜的大作家、诗人及编辑格利罗维奇和温克拉索夫敲开了,他们相互紧紧地搂抱在一起,个个激动得差点哭出来。我在读这个故事时也差点哭出来。这让我又想了我国鲁迅与殷夫、柔石的故事,张大千与李苦禅的故事,等等等等。这些故事让我温暖和振奋,也让我多了一份理解与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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