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以前，我读过林辰先生的《鲁迅事迹考》，1981年在鲁迅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上也和林先生有一面之识，但并未登门拜访过他。1984年至1992年间，我主持中国鲁迅研究会的日常学术活动，为了请林先生出来开会，才多次登门拜访，有了较多的接触。其实，林先生应邀出来开会，不过一二次，但我对他的打扰却不下十次八次。
当时，我正在写《鲁迅研究史》上卷（1903－1949），资料太多，查不胜查，有些线索，又不忍舍弃，真是苦不堪言。王瑶先生、唐?先生等老一辈鲁迅研究专家都曾给我很多指点，但在史料方面对我帮助最大的却是林辰先生。因为他写过《鲁迅事迹考》，涉猎过大量史料，不愧为鲁迅研究史家，我的疑问（特别是有关抗战期间大后方鲁迅研究方面的）他几乎有问必答，答必所问，为我扫除了很多障碍。我写的有关《鲁迅事迹考》的那一节，更得到了他谦虚而诚恳的指点。
在请教中我才知道，老先生当年不仅写了《鲁迅事迹考》，而且写了、发表了《鲁迅传》的开头部分。当我如获至宝地读着刊载它的那本毛头纸杂志时，不禁脱口而出：“林先生，您怎么不把它写完呢？”林先生似乎有点无奈地说：“开始是战乱，写不下去，解放后又参加了《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就撂下了。”我相信这是实情，中国老一辈学者实在太可敬、太“可怜”了！他们要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真是太艰难了。
《鲁迅研究史》上卷出版后，我给林辰先生送去一本，一方面表示感谢，一方面请他继续指点，特别请他为“下卷”出谋划策。老先生很坦率，指出“下卷”更难写。因为“下卷”涉及的都是“活人”，不容易进行“纯学术”评价。他笑着问我：“良骏同志，比如写到我的论著，您会不会笔下留情甚至溢美呢？”这确实是个不容回避的实际问题。事后证明，因为这一点，我确实得罪了不少人。特别批评到极“左”思潮对鲁迅研究干扰、破坏的章节，某几位被批评者简直对我恨得咬牙。我算是真正领教了“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鲁迅语）的困难。
尤其让我十分遗憾的是，我对20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的高度评价，使我连林辰先生也得罪了。他显然受到了某些朋友的影响，认为80年代的鲁迅研究问题甚多，乌烟瘴气。而我在书中却称之为“鲁迅研究的新高峰”，岂非大逆不道？特别我在这一章中肯定了刘再复兄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以及他和林非兄合著的《鲁迅传》，有些人简直把我当成“刘××在鲁迅研究界的代理人”了。说来好笑，我袁××哪有那么大的法力？
当我将“下卷”拿给林辰先生并请他批评时，他一边向我祝贺、感谢，一边表示“批评不敢，可以写点读后感吧！”但过了两周我再登门时，林辰先生则以身体不好为由断然拒绝了。我知道坏了，林先生被人“薰染”了。从此，我再也不敢登门求教了。回头一想，哪是林先生被人“薰染”，而是我自己太不虚心、太乏雅量了！既然知道发生了分歧，为什么不可以继续请教呢？
悔之已晚，安息吧，林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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