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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斯教授为我答疑

2003-08-20 来源:中华读书报 杨仁敬 我有话说

去年3月,耶鲁——中国友好协会金丹主任率领4位教授来厦大举办“美国学”研讨班。厦大世界史研究所所长王旭教授将他的研究生分为两个班,由我的博士生组成一个班,专攻美国华裔文学。经过10天的研习和讨论。我班10位学员全部拿到结业证书。结业时,负责我班教学的珊妲·勒温教授高兴地对我说:“你的博士生与我们英文系博士生水准是一样的,相当不错。祝贺你!”在场的金丹主任也说,他看过10位学员写的论文,的确很好。说罢,两位耶鲁嘉宾与我紧紧握手,表示祝贺。

我向他们二位深表谢意,然后说:“这首先归功于你们指导好,其次是他们都很用功。几年来,我给他们上课,用的教材是贵校布鲁克斯、卢易斯和华伦三位教授合编的《美国文学》(英文版),这也是个原因吧!”

“对呀!你在耶鲁待过?”两位耶鲁客人惊讶地问道。

“是的。不过,只有一天。那是1981年7月初的一天,我专程从哈佛去耶鲁拜访布鲁克斯教授,我们畅谈了大半天。”

“噢,原来这样,欢迎你方便时再来耶鲁作客!”

两位耶鲁教授的一席话,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与克林思·布鲁克斯的会面,心里久久无法平静。

克林思·布鲁克斯是美国新批评派的主将之一,论著甚多。他提出的悖论和反讽大大丰富了新批评理论。他不仅勤于著书立说,而且与别人合编了三套教材:一套是《理解诗歌》、《理解小说》和《理解戏剧》,这3本书从1938、1943、1945分别问世至60年代后仍是美国高校本科的文学课教材。《文学批评简史》(1957)则成了许多高校的研究生教材。《美国文学》(1973)又成了最有影响的高校研究生教材。在这些教材里,布鲁克斯将新批评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如悖论、反讽、非人称化、张力说和细读法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新批评派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由盛而衰,其文坛上的霸主地位早已成了明日黄花,可是布鲁克斯的声誉却历久不衰。到了80年代,他仍应邀到各大学讲学,所到之处,备受欢迎。因为他和华伦等人合编的教材培养了好几代人。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到刚跨入大学校门的学生,谁会忘记他?我见过哈佛大学的凯里教授、杜克大学的兰特里基亚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迈勒教授。他们都说是靠布鲁克斯编的教材成长起来的。美国大学的文学教学至今仍沿用“细读”方法。由此可见,布鲁克斯的影响是无人可比拟的。难怪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美国文学》是我的哈佛老师丹尼尔·艾伦教授向我推荐的。我记得此书列在他给博士生参考书目的第一本,属必读参考书。我跟班细读了一年,获益匪浅,便萌生了去拜访布鲁克斯教授的念头。于是,我冒昧给他写了信。

没料到,一个星期以后,我就收到他热情洋溢的回信。他表示很乐意与一个来自伟大的中国的青年学者,一起探讨美国文学问题。他还建议会面地点定在耶鲁大学学生图书馆一楼大厅借书柜台附近。这个地方比较好找,对我这个陌生人也比较方便。布鲁克斯教授考虑得很周到。

7月初某日,一大早,我从波士顿乘“灰狗”长途汽车到康州纽黑文,大约花了一个多小时。再从汽车站打的到耶鲁大学校园。只见绿树丛中显露着一栋栋哥特式的建筑物,雄伟而壮观。小松鼠在一片片绿地上奔跑。虽已放假,树荫下仍有学子在读书。偶有小汽车穿过宁静的校园。严格地说,它跟哈佛一样,并没有像中国高校那样有个正规的校门。校园太大又分散。附近街道上车水马龙的喧闹声和阵阵咖啡香,给这座建于1701年的名牌大学增添了现代化的色彩。

走进耶鲁大学学生图书馆,我便被宽敞的大厅迷住了。充足的冷气把我身上的热气一扫而光。我径直走到借书柜台,正想开口问问布鲁克斯教授来过没有,忽然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笑嘻嘻地走到我身边,自我介绍他就是布鲁克斯教授。我紧紧握着他的手,并介绍了自己的姓名。他亲切地拉着我的手,一起走到远离借书柜的一套沙发,才分别坐下。

寒暄了一阵之后,布鲁克斯教授像其他大教授一样,问我是否读过他写的和编的书?新批评理论在中国的反应怎样?不过,他的态度宽容得多,说话低声细语的,显得格外亲切。我的紧张和拘谨很快就消除了。我实事求是地一一回答了他的提问。他不停地点点头,报以亲切的微笑,像是对我的鼓励。他虽已75岁高龄,但身体硬朗,精力充沛。表面上看,头发全白了,脸上似乎留下他勤奋的痕迹,身体瘦瘦结实的,穿着一套普通的白色西装,系着领带,步履轻快,脸上挂着微笑,毫无大教授的架子。

听了我的回答,布鲁克斯高兴地说,他很乐意跟我讨论任何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我们的谈话便从他和华伦合编的《美国文学》开始了。

“从《美国文学》来看,你在编写中将文学史和文学作品选读结合起来,写得很好。在评论作家和作品时,都有专节论及时代背景、社会变迁和文化思潮。不过,人们总以为新批评派强调艺术形式,忽略思想内容,更不注意时代背景。作为新批评派主要代表之一,你觉得如何?”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布鲁克斯教授笑着答道,“其实,这也许是对新批评派的误解。新批评派内部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有不同的看法。你知道,我是主张有机论即整体论的。我认为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是辩证的关系。文学作品首先是件艺术品,所以我们把艺术性放在第一位。但不否认思想内容的重要性。我提出的悖论和反讽,既是艺术技巧问题,又涉及了内容。年轻时我研究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所以常常用辩证法来看待形式与内容的问题。《美国文学》就是一例。但在《理解诗歌》和《理解小说》里,重点则放在艺术分析。诗歌和小说自有它们的功能和特性,自有它们与现实的特殊联系。”

“新批评派提倡‘细读法’(Close reading),这个方法已为许多高校师生所接受。你觉得怎么样?”

“这倒是新批评家们的共识。20年代瑞恰慈在剑桥大学教诗歌时,给学生发了隐去作者姓名的诗歌,请他们写出评论交回。结果发现一流的诗篇被评得一无是处,二三流诗作大受赞扬。这就暴露了诗歌评论中的问题。因此,他建议细读原著,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分辨能力。后来,他的《实用批评》一书传入美国,逐渐变成重视文本的“细读”。你要理解和欣赏一件艺术品,你就要仔细阅读文本,逐段逐句理解其语言特色,这样才能真正学进去。细读文本是评论的基础。久而久之,大家感到这个方法好,所以就广泛接受了。”

布鲁克斯教授还回答了我关于悖论、反讽和张力等问题。这里不再赘述。

末了,我问布鲁克斯为什么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小说家福克纳感兴趣?他写了两本评论福克纳的专著《威廉·福克纳:约克纳帕托法县》(1963)和《威廉·福克纳:走向约克纳帕托法及其以外地区》(1978),影响遍及欧美学术界。

“那是我从中西部到耶鲁大学工作时,系主任说本科生的《福克纳小说》没人教,问我怎么样?我就答应下来了。其实,教学中学生提出的问题往往成了我研究的好课题。那两本专著就是综合学生的问题进行研究后写成的。”

他的回答令我明白:原来美国的大教授并不是自己爱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也要按工作需要承担任务。可贵的是布鲁克斯教授勇于承担新的课程,并将学生提出的问题加以综合归类,深入研究,终于出了专著,成了远近闻名的“福克纳专家”。这也许是“实践出真知”吧!借书柜的墙上传来12下钟声,布鲁克斯教授站起来说,时候不早了,他要请我去耶鲁教工俱乐部用餐。我礼貌地谢绝。他说已订好单间,不必推辞了。说罢,他拉着我的手往外走。他说俱乐部不远,走几分钟就到了。

用完午餐后,我想告辞。布鲁克斯教授说,别急,还有半个小时可再聊聊,他一般是下午1时半才午休的。我们又畅谈了好一会儿。他为我开了一份文学理论的书单。我们还一起合了影。我怕影响他休息,便起身告辞。他笑嘻嘻地说,“好吧!我开车送你到汽车站!”“请留步!千万别送。我知道怎么到汽车站。谢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为我答疑。请多保重!”

布鲁克斯教授站在俱乐部门口与我亲切地握手告别,直到我走到绿树荫下拐弯处时,仍远远地看到他挥手的身影……

克林思·布鲁克斯简介:

克林思·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1906—1994),生于美国肯塔基州默里市,先后求学于范德比尔特学院,杜兰大学和牛津大学。他和罗伯特·沃伦合编《南方评论》杂志影响很大。还和华伦·兰塞姆等合编多本有关美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书。1947年到1975年,布鲁克斯任耶鲁大学教授,也曾在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南加州等10多所大学讲学。一直到他去世前,他都是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以及皇家文学协会的成员。他是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后期美国文学批评主流学派——“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现代修辞学》、《精制的瓮:诗歌结构研究》、《社团、宗教和文学:散文集》、《威廉·福克纳:约克纳帕托法县》、《美国南方语言》等等,在传播“新批评”派理论和扩大其影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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