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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法·罗丹） |
真正打动人的倾听在沉默中包容一切，不去评判好坏、真假和善恶，只关心诉说者的表达和感受。实际上，倾听即思想，一个倾听者的表情和一个思想者的表情甚至可以完全一模一样，陌生化的倾听和技术化的倾听，不过聊胜于无而已。
《环球时报》报道：“现在，如果你路过纽约时代广场的地铁站，也许会在地铁口的路旁看到一块两英尺高的大牌子，上面写着：请跟我说；而大牌子的旁边一定正有一个人对着另两个人喋喋不休呢。”倾听路人诉说的这两个人叫利兹·巴利和比尔·韦泽尔，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尔哈姆市来到纽约，无处容身，经常露宿街头。由于他们常常在街头无事可做，于是就立了这么一块牌子，倾听街头人的诉说。很快，他们那里就“门庭若市”了。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排除掉对动机的推测以及对结果的预测，只保留“倾听”和“诉说”这两个关键词的话，我们也许能够触摸到人类交流模式中一些隐秘的东西。
倾听本身就是心理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同时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倾听者可以分为很多类。一类是职业化的倾听者，譬如心理医生；一类是值得信任的朋友，譬如高山流水式的知音；还有一类则是完全陌生化的存在，与诉说者的世界不存在可以预见的利害关系，譬如在火车上的邻座和纽约的这两个流浪汉。与辩论相比，理想状态下辩论双方的听和说是互动的，共同推动着话题的发展，而倾听与诉说不是一个完全交流过程，而是一个非对称的交流状态。简单地说，倾听是一种内敛的心理状态，而诉说是一种释放的心理状态。从理论上讲，释放能使人变得轻松，而内敛会让人偏于沉重。诉说可以舒缓内心的紧张焦虑和不安，而倾听则会加重心理的负担。保守秘密成为一个可贵品质的原因也在于此，因为人不会有倾听的冲动，只会有诉说的冲动。实际生活中，倾听更多意味着责任和风险。
而对一个人来说，到底听重要还是说重要呢？根据不同的生活体验，每个人会有不同的判断。但如果直接地让人选择是保留听觉还是说话能力，在私下里随意的调查中，绝大多数人选择保留听觉。这个选择似乎与前边的判断相反，却昭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的诉说必须有倾听者的存在才可能存在，人往往充当着自我的倾听者，这是人类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之处。大多数人选择保留听觉的底层原因是对失去倾听者的恐慌。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团体之间，都存在着倾听与诉说的矛盾。在基督教社会里，有神甫和忏悔室充当着倾听者的神圣功能；在中国古代对“天人合一”的追求，也是一种将内心自我诉说——倾听模式泛自然化的努力，以期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平衡。而在越来越功利化的今天，倾听和诉说间的平衡被彻底打破，倾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个体或团体掌握秘密以便控制他人的手段，人类天生的诉说欲望因为更强烈的趋利避害原则而被压抑，纽约街头出现这种风景便很正常。
换个角度来看安徒生的著名童话《海的女儿》：小人鱼用美妙的歌声换来双腿，却失去了诉说的能力，但她的倾听并没有帮助她获得王子的心，那是因为她还有太多诉说的欲望。在诉说冲动支配下的倾听便不再具备倾听的实质，纯粹的倾听是一种过滤了诉说冲动的包容和理解，那样才构成足以感染人的精神力量。也就是说，真正打动人的倾听在沉默中包容一切，不去评判好坏、真假和善恶，只关心诉说者的表达和感受。现代社会中，陌生人成为最好的诉说对象，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倾听者。人们失去了或者从来就没有拥有过能够承担责任的倾听者，诉说的意义便悄悄变成说教或者发泄。这个论断让人泄气，却无处不在。
无孔不入的广告，生硬灌输的教育，尔虞我诈的交往，不讲道理的命令，人们在受制于他者的同时，从来不反思这一切都缘于我们早就丧失了倾听的美德。无论个人还是团体，都是迫不及待的诉说者，都希望在不停释放的过程中实现某种价值和理念。当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把职业的心理医生或陌生人当作自己的倾听者的时候，这个世界对人们来说就会变得越来越陌生，人们亲手将自己的思想和命运交给不可知物，在拒绝倾听的同时，甚至都逐渐听不见自己内心所诉说的痛苦和渴望。实际上，倾听即思想，一个倾听者的表情和一个思想者的表情甚至可以完全一模一样，陌生化的倾听和技术化的倾听，不过聊胜于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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