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瑛阿姨是个直爽人，过去我经常听她说话，这次她终于写了许多话，都曾埋藏心底多年，如今一吐为快，终于直爽地讲出来了。有些故事我晓得，但也有许多故事我从不知道，很有新鲜感。书中还特别引录了艾老1975年写给她的10封家信。那时，艾老得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批准，来北京治疗眼疾，同时办理一件很麻烦的“家事”——他此刻正与前妻打官司，以求彻底了断20年前的离婚问题。这10封信的核心，就是叙述打官司问题上的进展，其中也涉及到在北京遇到哪些老朋友，彼此都说到什么人和事，包括对方希望自己最终能落户到杭州（艾是浙江人），以及一位中央领导也赞成落户杭州……读到这些信，说的都是陈年的流水帐，但时代感特强。这种感觉就如同我当年流落在外地的15年中，不时读到母亲来信时一样。母亲本是个很能干的新闻记者，打成右派后丧失了发表文章的权利，笔出于职业习惯是闲不住的，就用来写信，用感情向亲人倾诉衷肠。我从1965年去新疆开始，其后不知接到母亲多少信，拉拉杂杂，谈的都是烦人的琐事。真和艾老这10封信一样，没有文采，只有烦恼。我非常痛惜这些被冤枉了的老一代文化人，要是没有那场运动，他们本来可以利用生命的华年，在本职工作上为党做出多少重要贡献；可不幸偏偏发生了，他们丢了党籍和专业，背井离乡去到陌生的地方，去过那屈辱的生活。
我毕竟是晚一辈的人，伤害没他们受得深。当时也正在办理回北京的事——中国京剧院看了我写的京剧剧本，决定把我调回来当编剧。这时，听说了这一消息的艾老很高兴，他说：“我可是你们这行的老前辈、老领导呢！”他解释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成立了一个传统戏曲的领导小组，没几个成员，他就是“没几个人”当中的一个。说得高兴了，随手抽出一本刚刚出版的很厚的书——50万字的《艾青论创作》，当即签名送我。这本书后来还真给我帮了大忙。2002年，我在上海主持了一年电视节目，对比谈了上世纪50年代三个重要剧种（越剧、川剧和京剧）先后演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题材的戏。在上海的一位前辈家中，我偶然看到了艾老1951年以传统戏曲领导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对中央戏剧学院做的报告，报告是采取比较戏剧的办法，把越剧和川剧的这一同样题材的舞台剧做了比较。我翻阅着，觉得真好，丝毫没有“过时”的感觉。我看过那时其他一些文艺领导人的讲话，因为政治和政策的词汇太多，不亲切，甚至是“过分了”或“错误了”。但艾青是从民间诗歌的角度谈的，他不太懂得戏曲微观上的东西，而戏曲和诗歌的关系，却是个永恒的题目。他又是解放区来的，感情和角度都与纯戏曲的领导不一样。我看到这篇讲话，如获至宝，想跟上海的前辈“借用一下”，人家觉得珍贵，怕丢，婉拒了。我没了面子，只得打肿脸充胖子，说“回北京也找得着”。谁知回到北京遍寻不着，正在着急之时，在书柜中看见了这本书。抽出来一看，其中这篇《歌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就在其中！艾老1951年称戏曲为“歌剧”，其实是很高明的，戏曲的灵魂是诗，诗如何与民间的歌结合在一起，时至今日依然是戏曲的一个悬而未解的大问题。在同一辑中，艾老还谈了《鸿鸾禧》、《四进士》和《牛郎织女》，还谈了齐白石、古元、新凤霞和方成……在这本书的一开头，用了艾老的一幅手迹，只两句话：“时间顺流而下生活逆水行舟”。这似乎是艾老一生最重要的座右铭。这两句话，他也曾写给过我，是勉励，也是赠别。字写得很大，大到我没办法挂，只恨屋子太小。他还应我之请，给我昔日在西城三不老的旧居写过一幅匾额：“三不老书屋”。大约20年前我刚搬家至此，曾“请”过两幅前辈的匾额，一是艾老的这幅，另一则是上海俞振飞老人写的“品戏斋”。多年来我一直努力于戏，以“品戏斋”为题的书出版了好几本。如今我要调整一下了，今后应向文化上多发力了。也就在高瑛阿姨出这本书的同时，中国戏剧出版社同时也出了我一本《梦回三不老》，我也回忆了一番往事，其中就有一篇文章是《艾青·鱼化石》。不久我又要搬家，房子比现在要大一些了，我打算把艾老写的匾额挂在书房，把俞老写的匾额以及艾老所写的“时间顺流而下生活逆水行舟”都挂在起居室。
我能与这些前辈的笔墨为伴，自认为也是种幸福。
